一直以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的呼声从未间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使社会资本进得去、走的好，服务业才能真正实现大发展。时至今日，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我国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不够，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领域存在诸多障碍，究竟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有多难？
一、即使名义上进入易实际上进入也很难，难在体制机制和相关制度
从法律上看，我国绝大多数服务业不存在社会资本进入不了的行业限制，即便是对外资限制和禁止的领域也为数不多，2015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禁止和限制外商投资的服务业行业只有9个行业45个条目。服务业对国内民间资本的开放几乎更不存在法律限制，无论是“非公经济36条”还是“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关键举措都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医疗、文化、金融服务、商贸流通、社会服务等服务业领域。然而，现实情况是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通过文件落实文件，许多细则几乎没有可操作性，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面临“最后一公里”、“隐形一公里”的难题。以至于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直言：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
难在哪里呢？最大的难点还在体制机制和相关制度上。在教育领域，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国家对民办教育实施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在入学人口较多的大城市或外来人口较多的地区，投资建设民办幼儿园、中小学往往是热点，新设一所幼儿园或小学往往得当地书记或市长说了算，教育主管部门根本没有权限。
国家大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服务业，但现行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服务行业存在不可绕过的政策门槛，即非营利性组织不能取得分红，其利润只能用于机构本身发展，这与社会资本追求利润回报是明显相悖的。许多养老服务机构为获得政府在税收、基础设施、土地出让等方面的支持，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而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制约了养老服务机构设立网点、拓展市场、形成品牌。
这些体制机制障碍不打破、相关法律法规不修改，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不打通，社会力量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的积极性就永远受到限制。
二、民营服务企业面临运营难，难在不平等待遇和政策歧视
近几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领域仍获得较大的发展。截止2015年9月，我国医院机构数2.7万个，其中民营医院1.36万个，占半壁江山，民办医院一年内增加了1637个；但民营医院诊疗人次仅为2760.3万人次，仅为公立医院的1/8。2015年，全国民办幼儿园11.54万所，占全部幼儿园数量近7成，但在园儿童数量不到全部在园幼儿一半；民办小学普通初中和小学9468所，占全部普通初中和小学数量的3.2%，招生人数进展全部招生人数的7.55%。这些数据说明了，民营教育、医疗、养老等机构的质量水平低、吸引力弱，而魏则西事件的发生更突显了不容乐观的行业发展状况。
社会资本在实际运营中存在诸多难题，最大的难点是由于缺乏良性的市场运行机制和公平的制度环境，民间资本遭遇不平等待遇和政策歧视是普遍现象。例如，在医院等级评定、人才引进、医务人员职称评审、大型设备购置、建设用地审批、银行资金借贷等方面，政府部门对待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仍然不能一视同仁。民营医院很少能被纳入医保范围，即使进入医保定点，也存在比公立医院医保范围窄、报销比例低、报销品种少、核算费用低等问题。在实行双向转诊制度中，民营医院往公立医院转诊顺畅，而公立卫生院转到上级民营医院却很难，民营医院正常业务开展受到束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法律地位”落实不到位，在土地划拨、税费减免、教师待遇等方面无法做到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许多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组织教学竞赛和评优往往只面向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参与的机会大大减少。
只有改变所有制歧视，建立以企业经营行为和绩效为导向的支持政策，让有能力的上，给有成绩的奖，民营服务企业发展才能步入快车道。
三、市场化、社会化仍是服务业发展方向，扩大开放要厘清几个认识
魏则西事件发生后，反对社会办医的声音不绝于耳，主要理由认为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性质的民生服务，只能政府亲自举办，不假他手。这种片面的看法，主要是没有分清基本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也没有把握好公共服务社会化发展的趋势。人人公平享受的公共服务虽由政府买单，但完全可以由市场而非政府、由民营机构而非公立机构来提供，而前提是政府必须确保其所购买的服务是保质保量、符合要求的。因此，加强对这些服务领域的监管就至关重要。
与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必须牢牢坚持市场化、社会化方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
一是不能一味地强调对外开放不够，发达国家服务业同样存在诸多限制。目前我国禁止和限制对外资开放的服务业领域，如教育领域的义务教育机构，金融业的保险、证券、期货公司，卫生领域的医疗机构等，这些领域限制外资进入或有意识形态、金融安全等考虑，或有发达国家对等开放服务业的考虑，总体上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航运、法律等服务业领域同样存在较高的外资开放限制。
二是不能一味强调限制服务业开放的理由，而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例如，将文化领域的电影制作、发行、院线公司列入外资禁止投资目录，很大程度上出于宣传上的考量。如果我们建立了对电影行业严格的审查和分级制度，根据内容审查电影制作、发行和上线，似乎外资进入也不是问题。
三是不能一味强调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任何行业发展本身都有门槛。社会资本进入难、运营难更多的是制度上的问题，而非市场准入门槛问题。商业银行注册资本最低十亿元，照样有民营资本投资，而不需要多少投资的出租车运营服务却极难进入。医疗、会计、法律等服务行业均要求有一批获得医生、会计师、律师执照的专业人员，这既是行业发展的准入门槛，也是确保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