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收入下降、成本上升、脱实向虚以及传统比较优势弱化、逆全球化等多重挤压，发展十分困难。其中直接的原因是结构性矛盾所造成，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是市场化改革深度不够的反映。面对新的形势，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国际化和创新发展之路。
近期，实体经济的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文章指出，我国制造业成本已经接近美国，许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并将继续大量外迁，经济发展面临“空心化”、“虚拟化”的危险。这其中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确实面临很大困难，经济运行“虚热实寒”的问题比较突出，使人十分忧虑。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找准病根，对症下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一、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三个方面的“两头挤压”
近年来，受国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形势严峻。
（一）面临收入下降和成本上升的“两头挤压”
一头是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企业收入大幅下降，另一头是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不断下滑。2011-2015年各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25.4%、5.3%、12.2%、3.3%和-2.3%。2016年1-10月，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为8.6%，实现由负转正，但盈利能力仍然较低，一些行业利润增长主要来自于非主营业务收入，发展依然十分困难。如，10月份100家钢铁协会会员企业当月利润为28.88亿元，销售利润率仅为1.16%，其中投资收益达22亿元。94家重点监测船舶企业营业利润率仅为1.2%，绝大多数船企陷入亏损状态。化学工业中化肥制造业、油气开采、专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利润持续下降。
（二）面临虚拟经济和垄断性环节的“两头挤压”
金融、房地产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更加突出，一些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同时实体经济还面临上下游垄断性环节的挤压。经济运行出现脱实向虚、“虚拟化”趋势，使本就苦不堪言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进一步雪上加霜。2016年1-10月，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17.3%，房地产税占地方税28.2%，房地产贷款占新增贷款24.6%，房地产贷款余额占43.6%，经济运行出现明显的“房地产化”趋势。
（三）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两头挤压”
近年来，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和力促制造业回流。加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最近特朗普上台后，反全球化思潮上升，将对我国实体经济出口带来更大压力。同时，一些发展中大国也在积极吸引制造业转移，对我国形成“两头挤压”效应。
而且，从其发展趋势看，这种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许多工业产品产能和产量已基本达到峰值。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加上国际贸易形势更加严峻，我国钢材、建材、轻工等重化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呈现下降的趋势。如，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的15.5%，人口占18.84%，但钢材产量11.23亿吨，占世界总量约50%，超过第2至20名的总和；水泥产量23.59亿吨，占世界总量约60%；玻璃产量7.39亿吨，占世界总量约50%；电解铝产量3141万吨，占世界总量70%以上；煤炭产量37.47亿吨，占世界总量约50%；化肥产量7432万吨 ，占世界总量约35%；化纤产量4831.7万吨，占世界总量42.6%。
但是，实体经济仍然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优势所在。一是虽然我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弱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具有比较优势，同时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二是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产业配套能力较强，综合投资环境仍然是比较好的。有分析认为，印度等国家虽然劳动力成本较低，但其基础设施比较差，劳动力技能不足，产业配套不完善，与我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三是国内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养老、教育等需求正在不断释放出来，特别是我国拥有十三多亿人口，消费潜力巨大。这些优势是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是我国振兴实体经济的有利条件。
二、体制机制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虚热实寒”的主要原因
出现上述状况，是多方面因素交互作用所造成的，直接的原因是实体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
（一）供给普遍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需求潜力巨大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
如，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但造船用高强度板、超长超宽超厚板、大型球扁钢等高端钢材产品仍需要大量进口。航空航天用铝厚板、数控机床用刀具等主要依靠进口。又如，目前我国一般工业消费品严重过剩，但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得不到满足，大量消费者到国外采购。再如，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很大，但供给不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
（二）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主要在于改革创新不够而导致市场机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如，目前我国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煤炭等行业，主要是“国”字号比较集中、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行业，目前经济困难的地区也是“国”字号比较集中的地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行业和地区，经济转型升级比较快。又如，目前我国融资成本、物流成本、能源电力成本等高企，原因是生产要素和流通环节市场化不够，缺乏充分的竞争。再如，当前医疗健康、教育、文化体育等需求巨大，但有效供给不足，仍是这些领域改革开放不够，导致大量社会资金投资“无门”等原因所造成。
同时，我国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很快，但现行传统的管理方式与之不适应，导致新兴产业难以茁壮成长。生物医药产业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由于产品上市审批难、审批时间长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加上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医保目录更新滞后等因素制约，导致生物医药企业陷入“创新找死、不创新等死”的尴尬境地，创新能力提升缓慢，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医药企业规模大多都不到20亿元人民币，而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企业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2014年销售收入达到207亿美元，市值超过1543亿美元，排名第二至第十的生物技术企业市值均超过百亿美元。2015年，全国A股33家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研发费用支出总计约为19.63亿元，还不如国外生物医药企业一家的投入。目前全球生物技术药物已超过100多个，但迄今为止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新药一个没有。
（三）投资政策、技术创新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等不适应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
在投资政策方面，目前对基础设施投资较多，但对企业技术改造、研发试验条件等创新能力建设的支持还不够。对硬环境建设比较重视，对软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在技术创新政策方面，虽然我国每年财政科技投入快速上升，产生了大量的成果，但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不多。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政策在一些地方落实不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不完善。我国市场规模很大，但政府采购、出口信贷等政策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支持还不足，等等。
三、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国际化和创新发展之路
我们判断，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工业发展将可能继续下行。在这种情况下，振兴实体经济必须顺应发展大势的变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水平，以适应需求升级的变化。重点是要做好“减法”、“加法”和“乘法”。“减法”就是要着力推进传统产业去产能、“瘦身提质”，切实降低企业成本，下决心处置一批“僵尸企业”，加快向高端化发展。“加法”就是要加快发展服务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乘法”就是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开展创新“冬训”，迎接市场的“寒冬”，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在路径选择上，要坚定不移走市场化、国际化、创新发展之路。
（一）要坚定不移走市场化之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改革，目前我国在制造环节已基本市场化了。但在生产要素和流通等环节市场化不够，工业化发展很快，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现代金融制没有相应建立起来，形成了一种“瘸腿”的工业化，难以行稳致远，向中高端迈进。这是造成当前我国资金脱实向虚、“虚热实寒”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切实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大化。当前，重点要抓好三个方面的重大改革。
1、改政府，切实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围绕培育壮大新动能，切实放开健康养老、教育等领域市场准入，释放我国服务经济巨大的发展潜力。如，现在民间投资低迷，应鼓励社会资本大力发展民办大学和医疗机构，这既有利于增加民间投资，又有利于培育壮大新动能，还能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急迫问题。同时，要适应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产业迅猛发展的要求，改革完善监管体制。如，要加快探索与“互联网+”等融合性、跨区域性突出的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监管模式。
2、改国企，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当前经济运行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都在国企，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率。同时，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机会等方面创造更好环境，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3、改金融，打通资金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创新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必须将金融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切实在发展民间金融、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此外，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和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建立法制、透明、公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坚持走国际化发展之路，更加重视通过扩大开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在全球市场已经形成一个整体、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发展实体经济需要特别注重发挥国际市场作用，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要妥善应对各种贸易摩擦，继续实施和完善鼓励实体经济扩大出口的政策。当前，重点要抓好三件大事。
1、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我国高铁、核电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同时要大力支持企业到国外收购兼并和建立研究中心与生产基地，在全球部署产业链和创新链，推动形成全球新的产业分工体系。
2、切实加强引资、引技、引智力度。要充分发挥我国综合投资环境较好的优势，研究新形势下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的新的优惠政策和新举措。如，要研究制定促进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政策措施，积极吸引跨国直接投资。结合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对转移到三、四线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给予所得税优惠政策。要支持中关村、深圳等地区开展技术移民试点，加大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度。
3、着力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要充分利用我国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的契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要利用我国新的“人口红利”，加快发展研发服务外包等产业。
（三）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加快向中高端发展
从长远看，要抵消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弱化，根本出路在于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总体看，目前我国已到了只有更多依靠创新才能实现升级发展、持续发展的阶段，必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双轮驱动，更好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当前，重点要抓好“一个主体”、“一个环节”和“一个体系”。“一个主体”就是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抵扣力度，切实落实高新技术企业享受15%的税收优惠政策。“一个环节”就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加快建立大学、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机制，抓好《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现有政策的落实，打通“最后一公里”。“一个体系”就是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等建设，改革完善科研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制度，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使大学回归大学、科研机构回归科研，切实改变目前科研工作“急功近利”、“浮躁”、出不了“大家”、出不了重大原创性成果等突出问题，加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提高基础研究能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夯实创新发展的人才、科技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