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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6年产业经济运行特点 2016年以来，农业增长平稳，工业明显回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产业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一些前期疲弱或下滑的重要指标明显改善，市场信心有所回升，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回升至年内高位，分别为51.7和54.7，产业经济增长呈现企稳向好的迹象。 （一）工业增速和效益明显改善 2016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11月增速比10月加快0.1个百分点；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9.4%，比1-10月加快0.8个百分点，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的跌幅明显收窄，分别于9月、10月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均终止了54个月连续下降的态势。与消费升级、民生需求密切相关的汽车、食品等行业保持稳定增长势头，部分与投资需求密切相关的工程机械、电工设备等行业明显回升，煤炭、钢铁等大宗商品在产能调整中实现效益改善。其中，在消费需求升级和政策（1.6升及以下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刺激双重作用下，汽车产销保持较快增长，汽车制造业增加值月度增速均在10%以上，三季度甚至超过20%，创近年来月度新高。受上网标杆电价政策调整等影响，为电工行业配套的仪器仪表、高压开关设备、电力电缆光缆等产品保持较快增长。受益于基建、房地产、PPP项目推进，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压路机等工程机械销量明显回升。 （二）新动能加快蓄积 2016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双创”、“互联网+”等系列政策作用下，新旧动能转化步伐稳步前进，新产品新业态增长势头明显。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6%和10.5%，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4和4.3个百分点。1-11月，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1.7%和20.9%。电子商务、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投资的行业间结构性变化，为新动能后续释放积聚力量。1-11月，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3.5%，增速比全部工业投资高10.1个百分点；消费、科研和教育等领域投入不断加快，前三季度，公园和旅游景区管理业投资增长42.1%，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健康服务业投资增速分别达21.1%、18.8%、17.3%、16.9%。 （三）楼市车市消费有力支撑部分行业增长 2016年，楼市、车市等消费火爆，一方面促进消费市场稳定，另一方面带动了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汽车行业等增长。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其中11月份同比增长10.8%，为年内最高值。1-11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速在2015年同期14.6%的增速高位基础上实现了37.5%的增长。受房地产市场回暖影响，建筑及装潢材料、家具等商品消费增长较快，拉动了房地产业链条上的工业生产。汽车销售超预期，同比增速为2014年以来的高点，尤其是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1.6升及以下乘用车销售强劲，成为稳定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但2016年产业运行中积极向好的变化尚不足以支撑整体产业回稳甚至触底反弹。一是部分指标走好属于月度的、短期的，后续走势仍不明朗，持续性也有待观察。如，钢铁行业利润大幅反弹与大宗商品价格上扬直接相关，但9月份钢材价格已调头向下；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1-7月回升0.2个百分点，但1-11月到位资金却比1-7月回落2.1个百分点。二是部分行业增长改善有政策性因素，超前消费或导致后续增长乏力。如，小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是否延长将影响未来汽车产销走势。 二、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三去一降一补”推进难度较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 去产能方面，部分企业面临债务和人员安置巨大压力。在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盈利增加等刺激下，一些停产装备或退出产能可能陆续恢复生产运行。2017年职工欠薪和就业安置问题将浮上台面。大型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和离退休人数众多，下岗减员分流难度较大。一些行业隐形失业问题严重，工人就业质量明显下降，工作时间缩短、薪酬水平下降。民营企业欠薪问题突出，有的企业欠薪长达半年之久、亿元之多。高龄失业人员、部分农民工由于劳动体能下降、工作技能单一，返乡回流就业空间有限，转岗就业安置难度大。 去库存方面，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尚无明显缓解。2016年以来，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火爆、库存明显减少。但全国商品房库存从最高峰2月的7.39亿平方米降到11月的6.91亿平方米，只去了0.48亿平方米的库存，占比约6.5%。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和就业渠道，三四线城市通过农民工进城落户实现去库存依旧困难。 去杠杆方面，面临去杠杆与稳增长、杠杆在不同部门之间转移的难题。去杠杆意味着企业等市场主体减少经济活动，短期内会进一步削减增长动力，经济下行时期主动去杠杆不可避免陷入两难境地，去杠杆和稳增长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高杠杆率的部门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避免先降低民营企业和新兴产业杠杆率、提高居民杠杆率仍是一大难题。 降成本方面，存在虚降实增现象。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制度性成本和隐形成本依然较高。“营改增”导致部分企业税负增加的现象尚未完全消除，一些行政收费新规提高企业经营成本。如新的《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实施后，北京某中小企业所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较之前增加了近4倍。 补短板方面，许多领域不公平、不开放现象突出。民生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短板所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发展滞后，最主要原因是体制机制制约，对社会资本开放不够，民营企业进入较难，民办与公办机构在市场准入等方面存在不公平待遇。 （二）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增长初显疲态，填补传统产业下滑“空缺”难度显著加大 近两年我国工业增长下行，稳增长主要依靠服务业和新兴产业。2016年以来，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增长也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扩张态势有所减弱。 受工业下行和收入增速放缓影响，服务业增长动力减弱的可能性增加。2016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较2015年同期下滑0.8个百分点。一方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2015年同期下滑0.2个百分点，为2008年以来同期最低值，许多工业企业生存难度加大，首先压缩的可能是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长6.3%，比2015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连续三季度“跑输”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居民实际消费能力下降，将弱化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 经历多年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增速放缓。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从2012年的16.5%下降至2015年的10.2%，2016年前三季度增长10.6%，增速仅比2015年同期微涨0.2个百分点。1-11月，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6.2%，与2014年、2015年高达49.7%、33.3%的增速相比，明显下滑。11月份中国新经济指数虽有所回升至30.4，但三季度新经济指数均值仍为年内低位，分别低于一、二季度2.7个和0.8个百分点。当前传统产业占比依然较高，新兴产业占比偏小，部分新兴产业增速放缓，难以填补传统产业下滑空缺，新老产业增长“青黄不接”问题突出。 （三）房地产市场非理性繁荣，打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2015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房价总体开始呈快速上涨态势，部分热点城市甚至出现暴涨，三季度百城住宅均价环比、同比均进一步扩大，9月份环比、同比涨幅分别为2.8%、16.6%，均为年内最大值。由于房价上涨预期较强，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双降，放大了居民购房能力，推动居民杠杆率迅速提高。第三季度月度居民新增中长期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分别为102%、56%、47%。 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使得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市场，扭曲了资源配置，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抑制了创新创业活力。一旦房价出现反转，将有可能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庆期间，北京、广州、深圳等多个热点城市密集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从短期看，这些限购限贷政策出台使房地产市场降温、成交量走低、房价回稳，对引导预期、消除恐慌、抑制过度投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以往经验表明，一旦政策再次放松，可能出现房价反弹。 （四）投资内生动力不足，企业海外并购受限影响了我国产业升级步伐 2016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8.3%，但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不可持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尽管自9月份开始结束了自2015年以来增速持续回落的走势，但仍比2015年同期下滑7.1%，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差距较大。民间投资信心依然不足，2016年三季度央行企业家调查问卷报告显示，50.9%的企业家认为宏观偏冷，企业家信心指数为51.2%，处于2016年来较低的水平。 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共实施海外并购项目521个，实际交易金额674.4亿美元，超过2015年全年的并购金额。许多企业通过参与跨国并购，收购国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知名品牌和优势项目，带动国内项目提升创新能力和开拓中高端市场的能力。发达国家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限制不断升级，范围逐渐扩大，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近期典型的案例是，万达集团在好莱坞进行的一系列大宗收购，引起了美国政府官员和行业领袖的高度关注，要求审查中国企业对美国媒体公司的收购行为。随着我国服务业发展壮大，服务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发达国家贸易壁垒和投资限制将不可避免地向服务业领域延伸，进一步增加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三、展望与建议 总体上判断，2016年以来产业运行总体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出现积极变化，为全年经济企稳、稳中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产业分化态势加剧，产业运行向好基础不稳，“防下滑、稳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2017年产业经济运行仍不容乐观，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可能略差2016年，在6.5%左右。农业将平稳增长，但价格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增长可能在6%或6%以下，石化、煤炭、有色等行业供需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势头较好但增速有所放缓，新旧动能转换仍不顺畅；服务业受到工业增长乏力和收入增速放缓影响，需求空间被压缩，增长可能稳中有降，维持略低于7.5%水平。同时，许多工业行业前一两年低位甚至负增长，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不大，“跌无可跌”，产业经济大幅下行的可能性不大。巩固2016年产业运行良好势头，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着力增强政策精准性，加快培育新动能，激活民间投资活力，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一）全面落实“三去一补一降”重点任务，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过剩产能有效出清。通过强化标准和环保倒逼机制，提高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标准，淘汰不具备竞争力的落后产能。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清除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各种障碍，构建过剩产能市场化退出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做好失业人员托底保障工作，加大对企业职工安置、转岗、培训再就业的帮扶力度。 实施差异化的去库存政策。坚持分类调控、分城施策原则，对于一二线热点城市，及时增加住宅用地供给，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对于三四线库存较大的城市，严格控制住宅用地供地规模。结合去库存任务和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政策，对转移到三四线城市的产业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鼓励吸引农民工在三四线城市就业、落户和购房。 积极稳妥降低杠杆率。坚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防范和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加快落实《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将居民杠杆率控制在合理区间。 多措并举降低成本。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完善营改增后增值税抵扣政策，避免行业税负不降反增。降低新兴产业增值税税率、落实企业创新投入在所得税中的扣除，提高企业教育培训税前列支比例、完善出口退税、对众创空间适当予以税收优惠，进一步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加快出台降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实施办法。全面清理涉企收费行为。研究制定“涉企收费清单”，遏制各种乱收费行为。 增强短板领域市场化供给能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建立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加快社会资本进入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短板领域步伐，探索养老产业公私合营试点，通过市场化力量增加民生产品供给，带动产业发展。 （二）增强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后劲，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加快推进服务业领域改革。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推动工业主辅分离和事业单位改革，培育一批研发设计、现代物流、商务咨询等专业性强的生产性服务企业。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增强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加快制定（修订）一批服务业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国家标准，支持旅游、家庭、健康等生活性服务业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便利化、高品质的服务。 优化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政策支持重点。加大R&D投入支持力度，引导企业提足用好研发费用，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集中力量突破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将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的相关政策延伸到核心元件、新型显示器件和智能硬件等领域，加大对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以及电池回收再利用的支持，尽快突破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制约。通过补助等方式，鼓励新兴产业领域企业加大培训，推动劳动力劳动技能的提高。 （三）建立房地产发展长效机制，化解楼市潜在风险 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加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等的经营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首付贷、违规房抵贷及自我融资、捂盘惜售、哄抬楼价、故意制造房源紧张气氛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控房贷门槛，加大资格审查力度。创新监管方式，加强监管协调，将对房地产市场和影子银行监测纳入日常监控。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引导资金重回实体经济，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使住房回归其作为消费品的居住属性，抑制其作为投资品的资产属性。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深化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进度和房产税开征进度。积极探索地方政府摆脱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路径。 （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海外并购风险挑战 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突破制约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制度瓶颈，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机制上来引导企业和企业家把注意力转向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和活力。切实打破行业垄断，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等领域，拓展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和发展空间。进一步简政放权，推行并联审批，缩短投资核准报建周期，降低民间投资的各类门槛，推动民间投资项目尽早落地。 密切关注海外并购的风险挑战。在鼓励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同时，密切关注海外并购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防范政治、市场和法律等潜在风险。深入研究国外反垄断、绿色壁垒体系、主权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加强资信调查、信用评级、信息分析等支撑服务体系建设，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障。 （宏观经济研究院：胡文锦 洪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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