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外贸新常态的特征将更加明显。应紧紧围绕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这一目标，以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为主线，把握好家电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和进口贸易等四个主要抓手，在外贸稳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
一、我国外贸发展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支撑过去外贸高速增长的条件弱化或消失，但有利于外贸优化升级的新条件正在积聚培育，挑战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
（一）“低价格、数量型”外贸增长方式受到国际国内条件变化的双重挤压，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一是外需疲弱或将常态化。外需是我国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对出口的贡献在80%左右，而政策等其他因素的贡献不足20%。目前，世界经济将继续处于第五轮长周期下行阶段，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率普遍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测算，2016-2021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预计为3.6%，较2002-2007年年均增速下降1.2%，外需疲弱态势难有根本改观。
二是产业转移出现新动向。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更加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不少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开始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我国出口面临“上压下挤”压力，特别是传统加工贸易发展受到明显影响。
三是经贸规则出现新趋势。TPP代表的“广覆盖、宽领域、高标准”规则体系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短期看，TPP给我国带来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预计有限。但长期看，随着韩国、印尼等国家加入TPP，以及一部分本应流向我国的直接投资转投TPP成员，甚至在我国开展生产经营的跨国企业撤往TPP成员，我国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将受到深远的负面影响。
四是我出口优势“青黄不接”。一方面，要素成本步入长期上升通道；另一方面，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培育尚需时日，机械制造、集成电路、LED等与美、德、日、韩等国存在较大差距，不少核心技术尚未掌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品牌还不多，开展跨国营销与服务仍面临较多困难。
（二）有利于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的国际国内条件正在积聚培育
一是新型互补关系逐步形成。随着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充裕的资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及强大的制造能力，与发展中国家以能源资源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明显互补，特别是质优价适的电力、通信、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装备在发展中国家很受欢迎，这是外贸优化升级最重要的机遇。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和国际产能合作推进，通过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绿地投资、工程承包等大力发展投资贸易，有望带动成套设备、零部件等资本品扩大出口，提高高附加值中间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二是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我国创新环境全球排名已升至29位，制造业创新能力增强，若干领域PCT专利申请数全球占比快速提升，通讯技术设备和数字通讯技术设备两个领域的全球占比已超过美国。特别是随着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大幅增加，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具备强大的人力资源基础。这为我国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扩大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提高外贸质量和效益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是国内市场需求逐步升级。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望达60%，实现“三个一亿人”目标。这将推动国内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巨大投资消费空间，对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紧缺能源资源及优质消费品的进口需求明显增加。未来5年，我国预计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将成为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成为我国提高国际市场定价能力、增强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一张好牌。
二、我国外贸发展新常态的八大特征
在国际国内条件趋势性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下，我国外贸将进一步向结构更合理、分工更高端、形态更复杂的阶段演进，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外贸新常态是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体现，也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外贸发展的大逻辑。
从增长速度看，外贸超高速增长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今明两年外贸有望回稳向好，未来较长时期预计保持低速增长。这是国际国内条件变化双重挤压的结果，是主要经济体外贸发展的普遍特征，也是我国外贸基数做大的结果，应尽快适应。
从产品结构看，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通过代工和贴牌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下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主导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上升。应综合施策，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从市场结构看，过去发达经济体是主要出口市场，未来“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出口增长新亮点。其市场条件、信用环境、营销渠道等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别，必须严控出口产品质量，建立完善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同时，应通过差异化竞争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市场。
从竞争优势看，过去外贸发展主要依靠低要素成本优势，未来将逐步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应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与制造业融合，同时挖掘内陆沿边外向型经济发展潜力，在保持传统竞争优势的同时培育新优势。
从发展动力看，过去主要依靠吸引外商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嵌入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推动外贸发展；未来更多依靠走出去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链和分工体系，带动成套设备、零部件出口，增加最终产品进口。应在高水平引进来的同时大规模走出去，促进外贸与对外投资紧密结合。
从发展方式看，过去在国内要素大规模投入、国际产业大规模转移、国外需求大规模增长的推动下，我国外贸发展以数量扩张为主，增长速度快但质量低。随着国际国内条件变化，提高效益和附加值成为我国外贸保持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将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从规则环境看，WTO红利基本释放，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效应正在显现。应加快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发挥自贸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同时，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从政策取向看，过去主要依靠提供优惠政策刺激外贸增长，未来更多通过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外贸发展创造更加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这将极大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制度红利。
三、应着力培育家电贸易等四个新支撑点
我国外贸发展应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为目标，以大进大出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为主线，把握好家电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贸易和进口贸易等四个主要抓手，在稳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
一是着力将家电培育成新的大宗出口产品。大宗出口产品就是出口量大、创汇能力强、对就业和税收带动作用强的产品。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的大宗出口产品，现在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但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家电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在质量、品牌、技术、服务等方面已形成较强竞争优势，国际市场份额有较大提升潜力，可以作为新的大宗出口产品的重要选择。建议参照当年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做法，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整合资源和制定专门的体制、管理、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创造性，把家电培育成为我国新的大宗出口产品。
二是着力加快服务贸易和新兴贸易业态发展。近年来，跨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跨境电商、网上医疗、互联网金融等新型跨境服务业态不断涌现，已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明显低于俄罗斯、巴西等相似发展水平国家，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完全有能力把握新技术革命这一重大机遇，做大做强服务贸易。建议在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针对跨境电商、“互联网+”旅游、“互联网+”金融等我国发展基础较好的领域，切实制定针对性强的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和支持政策，将服务贸易和跨境电商等新兴贸易业态培育成为拉动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着力推动走出去发展投资贸易。以往我国参与全球分工的主要模式是，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体系，承担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但当前外有TPP、内有成本上升，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必须主动求变。既要巩固“内线”，大力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和新的大宗出口产品，又要拓展“外线”，构建一套与发达国家主导的生产体系相平行的、我国掌控核心生产环节和高增值环节的新生产体系。建议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周边国家为重点，加快走出去发展投资贸易，争取在手机、汽车、服装、一般机械等领域取得突破。
四是着力优化发展进口贸易。稳定进口增长是稳定外贸增长的重要内容。大宗商品低位运行是国际经济和能源格局调整变化的一个结果，虽然对我国进口增长不利，还加大了国内通缩压力，但也节约了我国外汇资金，降低了相关企业生产成本，并不完全是“坏事”。因此，要避免为了进口而进口、为了速度而进口，避免增加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生态环境、农民利益的产品进口。建议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用好我国市场空间广阔、需求潜力巨大的优势，更好地发挥进口促进国内结构调整作用为目标，完善各项支持进口的政策措施和体制机制，稳定大宗商品进口，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对于一般消费品，如果企业愿意进、居民乐于买、税收可增加，也不妨适度扩大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