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半年我国利用外资整体走势分析
（一）整体增速相较去年下半年稍显乏力
受基数较高、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削弱以及传统行业本土企业竞争力持续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2017年上半年一度呈现负增长。但随着一系列积极促进利用外资政策逐渐见效，2017年下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同比增长15.6%，为近年来同期最高增幅，推动全年利用外资规模最终实现4%正增长。今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增长势头相较去年下半年稍显乏力，1-6月份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如按美元计价，则同比增长4.1%）；其中一季度增速0.5%，二季度增速有所提升，为1.7%。
（二）自贸试验区正成为利用外资的新增长点
从区域协调性来看，自贸试验区引领全国外资增长，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势不减。今年1-6月份，11个自贸试验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281家，实际使用外资57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6%，占比达到13%。同时，随着中西部基础设施、产业基础、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以及扩大西部开放成为扩大开放的重点战略，外资企业转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意愿显著加强，上半年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28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2%。
（三）利用外资质量保持稳步提升态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流入我国的外资已经逐渐由传统的加工组装和房地产转向高技术制造、科技研发、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2017年，流入我国房地产业的外资下降14.24%，而流入科技服务业、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外资分别增长4.97%、147.78%和3.78%。
今年1-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433.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3%，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36%、31.7%、179.6%，远高于利用外资整体增速。但同时，流入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技术服务业的外资降幅较大，同比下降22.7%，应予以一定关注。
（四）香港等亚洲经济体仍是外资主要来源
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新加坡、台湾省、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经济体一直在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地中占绝对主导地位， 2017年来自这五个经济体的外资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88.1%。今年1-6月份，这五个经济体仍然位居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地的前列，合计占比仅下降1个百分点，为87.1%，其中来自香港特区的FDI占比高达75.7%，韩国、新加坡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速较快，分别为43.8%和19.7%，而来自台湾省的外资规模则出现小幅下降。同期，来自美国的FDI同比增长29.1%，但仍明显低于2016年同期水平；来自欧盟的FDI延续去年的回落态势，同比下降13.3%。东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24.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比增长24.9%。
二、2018年我国利用外资走势预测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明确提出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等重大开放措施，2018年版外商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已经出台并付诸实施，汽车、船舶、金融等产业开放水平大幅提高，这将显著提升外资企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我国开展业务的预期，推动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稳定增长和质量显著提升。从实际情况看，二季度我国利用外资走势明显好于一季度，说明外资对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整体看好的。同时，虽然特朗普政府发起“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意愿，但也会推动一些以我国市场为目标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近期特斯拉来华建厂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预计今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仍有望实现5%以上的增速，重点流向科技服务、金融、医药健康、汽车等领域。
三、当前我国利用外资仍面临三大挑战
（一）特朗普政府税改新政和发起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近期，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反全球化思潮涌动，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内顾倾向明显上升。在投资领域，特朗普政府已经基于“美国优先”原则推出税改新政，意图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态势明显，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税收战”。在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已经签署备忘录，已对我国出口500亿美元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已出台对我国200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清单，中美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大幅上升。特朗普税改新政和中美“贸易战”均将严重冲击现有的“美国研发、日韩生产高附加值零部件、我国生产一般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全球价值链格局，其妄称我国侵犯知识产权也会加大跨国公司在华新增投资的疑虑，导致大型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研发中心等重新配置到美国本土或东盟、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引发外资企业的非理性撤资，对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美国主要外资来源地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负增长势头，和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战略不无关系。虽然上半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出现大幅增长，但考虑到去年上半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仅为14.5亿美元，为近年来最低值，1到2个大项目就可以使得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出现大幅度反弹，因此未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走势仍需观察。
（二）东盟等新兴市场国家和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引资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大力改善基础设施状况，不断加大税收、金融等政策优惠力度，意图成为全球跨国公司新的投资目的地。这些经济体和我国中西部地区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且在劳动力土地成本和政策优惠等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已和中西部地区积极扩大利用外资形成激烈竞争。广西钦州中马产业园区的负责人称，虽然钦州园区取消了企业所得税的地方留成，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仅为9%，在国内已属非常优惠，但和马来西亚关丹产业园企业所得税“五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吸引优质项目入驻方面呈现明显劣势。
（三）整体营商环境仍有进一步改善空间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已大幅改善，但仍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引进外资的需要。一是市场准入水平仍有扩大空间，特别是教育、医疗、文化、电信等相当一部分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程度仍然低于发达经济体。二是物流、金融、教育等行业即便已经开放，但从事各项具体业务仍需行业主管部门许可，“企业可以设、业务不能做”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项目建设前置核准时间仍然偏长，外资项目虽然已经实施了投资备案制管理，但真正开工建设或实际运营，还要获得土地、环保、消防、安监等部门的行政许可，在获批前处于“能进不能干”状态。四是企业社保缴费支出占个人工资比重超过40%，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已经成为用工成本高企的重要因素。五是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严重，美国商会2016年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称我国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的得分在金砖五国中处于最低水平。
四、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一）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了要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目标。建议一是切实落实《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8版）》中公布的扩大汽车、船舶等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措施，有效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二是进一步放开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医疗、高等教育、演出场所、娱乐场所等领域的外资股比和业务范围限制。三是在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有效扩大电信业对外开放，探索逐步放宽外资企业从事大数据、云计算等业务的限制。
（二）加快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提升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建议一是加强和交通、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逐步减少各个行业管理部门的前置准入许可。二是实施“证照分离”改革，积极推进照后减证，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三是简化企业生产经营相关前置行政审批，加快推进消防、环评、用地、消防等审批环节并联办理，缩短海关登记、申领发票等环节办理时间。四是明确出具专业性评价报告的时限和收费标准，逐步允许企业“先开工后环评”。五是针对网络侵权盗版、侵犯专利权、侵犯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加大对侵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三）大幅加大对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支持力度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大西部地区开放力度的重要任务。现行支持政策虽然对西部地区有一定的倾斜，但难以弥补西部地区在区位、产业基础、人才、营商环境等方面和东中部地区的综合差距，应对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实施特殊的促进政策。建议一是在西部地区对所有内外资企业全面实施15%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并优化调整《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将目录中产业所得税率降低至10%。二是进一步加大到西部地区投资的外商企业国家支持产业转移与加工贸易的资金、土地等优惠政策力度。三是适度调整适度放宽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出台土地、税收等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的权限。四是在符合各类发展规划的前提下，将予以优先保障的外资项目所需建设用地指标由国家级开发区放宽到省级开发区。五是加大对西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结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四）有效防范中美“贸易战”影响外资企业经营状况
当前，美国已宣布将对我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不容忽视。建议一是支持重点省市尽快对500亿清单和2000亿清单受影响较大企业的摸底工作，建立好对受影响较大企业的长期跟踪机制，尽快做好救助准备。及时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二是在新型小型电器、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力度，积极推动国内新兴互联网消费平台和外资企业加强合作，有效推动外资企业和国内需求相对接。三是做好对重点外资企业，特别是美资企业的解释说明工作，稳定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信心, 进一步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合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