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耳其汇率暴跌引发全球连锁反应
土耳其汇率风险爆发。8月13、14日土耳其里拉出现连续大幅贬值。里拉兑美元从前一交易日的0.185下跌到13日的0.168，进一步下跌至14日的0.145，两日贬值幅度达21.5%，距2018年初已经下跌了超过40%。汇率风险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土耳其进一步提高关税的行为加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助推了汇率的暴跌。15日，土耳其宣布对美国进行关税反击，16日里拉兑美元回升至0.163，较14日最低点上涨12%。但土耳其强硬的姿态只能短期维持汇率，很难阻止汇率下跌趋势。
主要发展中国家汇率出现连锁下跌。受土耳其里拉暴跌影响，年初至今已现颓势的发展中国家货币纷纷下跌。如阿根廷比索兑美元下跌2.7%，比2018年初暴跌38%；印尼卢比兑美元下跌了1.4%，较2018年下降了7.4%；南非兰特兑美元下跌6.7%，比2018年初跌去13.7%。香港金管局也于15、16日连续四次买入共计168亿港元维持联系汇率。人民币、欧元应势下跌，国际资本买入美元、日元避险。美元指数达到96.7，创历史新高。为维持汇率稳定，土耳其、阿根廷、印尼等央行均提高利率，但政策操作空间有限，汇率政策难以长期保持。
依靠极度扩张性经济政策维持经济增长。土耳其近十年平均GDP增长为5%，2017年为高达7%。这种增长依靠的是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土耳其的财政政策极度宽松，2016年和2017年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6.0%和8.0%，2018年1-7月的赤字更是高达12.1%。土耳其货币M1年平均增长20%，M2平均增长17%。这种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抓手就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伊斯坦布尔大型机场、大型清真寺项目纷纷上马，金融、建筑、房地产占GDP比重从2008年开始常年高达19-20%。
经济模式导致国内风险集聚。土耳其依靠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的泡沫经济集聚了极大的风险。目前，外债总额已达土耳其GDP的53%，外债总额与外汇储备之比从2014年的3.5上升至2018年3月的5.5倍，短期外债超过外汇储备1.7倍，偿债压力巨大。房价指数达到264（2010年为100），近一年CPI增速12%，7月增速更是高达15%。除此以外，土耳其的失业率也很高，长期处于10%左右，社会冲突频发。
（二）国际局势变化是风险导火索
国际政治从“多级平衡合作”转向“多级单边冲突”。从2012年开始蔓延的全球化衰退，使得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纷纷抬头，多级合作的全球化开放趋势受到挫折。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其奉行的“美国至上”原则和“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带有极强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国对土耳其实施的单边关税惩罚正是土耳其危机的导火索。
经济周期不同步和政策不协调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全球经济分化严重，经济周期不同步。美国经济的增长扩张势头仍十分强劲，2018年和2019年的预期增长率为2.9%和2.7%，远高于2017年的2.3%。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增长已达到顶峰。新兴市场的增长也变得更加不平衡，油价上涨、美元加息周期导致的资本外流、贸易冲突引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紧张态势持续蔓延。周期政策不协调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货币政策方面，随着对通货膨胀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强劲反应，美联储继续推进逐步政策正常化的进程。欧洲央行则宣布预计将在12月31日退出QE。财政政策方面，以美国大幅减税为代表，三分之二的OECD国家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尽管面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客观上进一步增大了经济风险。受美元加息和减税影响，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造成了剧烈国际市场动荡。
三、土风险蔓延对我影响及对策
（一）土风险蔓延对我产生负面影响
国际资本流动“羊群效应”。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等大国汇率下跌，导致发展中国家货币信誉受损，已经引发国际资本涌入美元、日元避险。6月至今人民兑美元汇率已经贬值7%。尽管人民银行已经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到20%，从而短期遏制了汇率下跌。但国际“羊群效应”加大了人民币下行风险，截至16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已升至6.895。
资本市场异动。土耳其危机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资本对新兴市场观望态势增强。受中美贸易战和国际动荡影响，中国股市已处于持续下跌状态。更有数据显示，多路外资持续加仓中国股市。4、5、6月，外资分别净流入中国股市386亿、508亿和284.9亿元。市场情绪和外资流入可能进一步引发资本市场异动。
对外投资风险。土耳其危机的爆发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性，是当前全球宏观形势不稳的集中表现。中国近年来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加快，对外投资重点项目暴露的风险点也比较明显。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均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风险将进一步引发我重点项目的操作违约风险、经济损失风险、政治动荡风险。
（二）防范风险的对策建议
加强汇率、货币政策协调性。加强汇率、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增强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沟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政策协调，适度推进人民币使用额度。
完善跨境宏观审慎管理。严格管理跨境资本流动，严密监控非法资金异动。审慎开放资本账户和投资账户，对境外投资人进行严格审查。建立重大风险预警系统，构建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防范新兴市场投资风险。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联动，建立国家层面的风险防控机制。要严格审查对外投资项目可行性和风险性，严密监控对外项目风险程度。适度扩大投资项目的人民币兑换额度，降低汇率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