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也是当前出台政策措施最为密切的一个领域，更是企业家们高度关注的“痛点”。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上升速度过快、制度性成本和法定性成本过高、利润“比刀片还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最大制约因素。
为打赢这场中国经济输不起的战役，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主要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到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再到降低电价和物流成本等六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确实抓住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关键因素，受到了企业界的普遍欢迎，将会对改善企业发展环境、提升企业活力和竞争力产生积极作用。
看到这些政策措施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些措施还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应急之策的色彩，不少措施的有效期明确规定只有二年，市场人士更是反映目前措施减负力度还不够，对高成本还难以产生实质性重大改变。直面如此的现实困境和政策窘境，我们必须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上来认识问题，从体制机制层面上提出政策措施，充分认识到“小成本”是个“大问题”，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过高本质上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关系不合理的最集中体现，实际上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最大“病灶”所在。面对经济持续下行压力，我们在做好短期应急之策的同时，还必须抓住历史时间窗口期，从影响实体经济成本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入手破局，为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轻装上阵、行稳致远开辟出一条宽广踏实的康庄大道。
降低政府所得，切实做到“放水养鱼”，理顺政府与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是降低企业成本的主战场。一般来说，降成本是企业的事情，是微观主体对市场机会和市场竞争作出的正常反映。但是，在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降成本首先是政府的事情、降成本首先要降宏观税负。尽管缺乏足够权威准确的具体数据，现阶段我国实体企业宏观税负过重、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占比过大是一个不容争议的现实。降低政府所得，一方面政府要下坚定的决心，不与民争利，另一方面要打好组合拳，综合施策。当前在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打通税收抵扣链条的同时，要尽快落实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不能用“营改增”替代“降增值税税率”，要与“营改增”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增值税实行比目前低1到2个百分点的税率，且在修订调整的《增值税法》中予以明确。行政部门要树立起“不收费为正常，收费为特殊”的理念，加大力度规范清理行政性收费，积极推动行政零收费。全面清理规模巨大的政府性基金，率先取消对具有“价格”性质的收入（即主要通过加到电价、票价等价格中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农网还贷资金、铁路建设基金、民航发展基金等）。在适度下调“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险费的同时，加快划拨国资充实社保基金改革进程。
降低虚拟经济所得，促使甚至“逼迫”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让渡利益，理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利益关系是降低企业成本的突围方向。当前我国实体企业成本过高，一个阶段性新因素就是实体经济的利润受到虚拟经济过度侵占。包括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在内的虚拟经济，近些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在相当大程度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出现显著的“脱实向虚”倾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式微或“空心化”成了虚拟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尽管近年来银行业利润在收窄，但是全国企业为银行打工的现实并没有得到切实改观。在日益宽松的货币条件下，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应该从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上，平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利益关系，充分利用好降准降息政策工具，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加快推出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房地产税，鼓励引导金融部门和房地产部门向实体经济让利。
资源能源要素市场化改革，降低关键要素成本，理顺上中下游企业的利益关系是降低企业成本的根本之策。要素成本的高低、行业成本的分摊，本质上是市场竞争的结果。目前我国实体企业的土地、能源、物流成本过高，除了政府在其中所得过多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关键的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够，市场公平竞争不充分，许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获取关键要素所付出的成本过高。当前一个时期需要重点做好深化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电力体制改革和流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促进工业用地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研究制定土地二级市场改革试点方案，制定土地流转市场运行规范。加快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推进流通体制改革，提高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