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之上的村庄，与崖下学校的距离，仅有近千米。可那是几乎垂直的距离，不幸发生时，就是生与死的距离。接通公共服务这最后一公里，算经济账不一定划算，可算算社会账、民生账、人心账，善莫大焉！
一、“悬崖村”暴露出的公共服务难题
四川大凉山深处，阿土列尔村的上学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让人十分揪心。17名小学生，上学和回家的必经之路，竟然是架设在悬崖之上、长度近千米、几乎与地面垂直的藤梯！
孩子们说，爬藤梯的时候，经常会有石头掉下来，有时还有蛇出没，很害怕。不过，他们已经习惯了：“现在遇到蛇，就把它打死！”这样的从容与泰然，仍然无法杜绝不幸的发生。据央视报道，近几年，至少有10位村民坠崖身亡。
实际上，阿土列尔村并非个例。仅凉山州，就有40%的村，海拔更高，上学的道路亦艰难而危险。三年前，媒体曾报道，湖南桑植县的张家湾村，儿童每天上下学，也要攀爬悬崖上的“天梯”。五年前，云南福贡县的拉马底村，乡村医生邓前堆的事迹开始广为人知，他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滑索道横渡怒江，为两岸村民治病救命。
自然地理条件特殊的类似地区，不只是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也异常突出。试想，住在悬崖之上的村民，如果生病，如何救治？让病人自己爬藤梯下来？靠亲友背下来？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请山下的医生爬上来？请120或者999送担架上来？也很难实现。出现急重症病人的时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除了任病魔和死神肆虐，恐怕没有其他的选项了。
山区特别是深山和高半山区、偏远的牧区、轮渡稀少的海岛等，大都存在同样的公共服务难题。难题之难，并非完全没有公共服务的提供，而是即便服务已经送到了最近的路口，却就是不能安全便捷地送进家门。比如阿土列尔村，山下就是勒尔小学，距离仅千米——可那是垂直的距离，不幸发生时，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二、最关键也最艰难的一公里
公共服务的研究者们，称这种现象为“最后一公里”。这一公里的问题不解决，服务就不能安全便捷地提供给服务对象。之前哪怕修了一百公里、一千公里甚至一万公里，公共服务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产生“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客观原因。昭觉县交通部门测算，给阿土列尔村修路，大约得花400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400万元；需要地方投入的3000多万元经费，相当于全县一年财政收入的1/3。孩子们上学需要修路，患者们就医需要修路，可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并不是道路建设的主管部门，有心无力。交通部门有职责，但考虑的因素，不止是公共服务，还有产业发展、资源开发、城市建设等其他方面。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在央视报道后，给阿土列尔村修路，指日可待。但读者和笔者肯定会有同样的担忧，千千万万没有上新闻的悬崖村怎么办？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决策中，难免会简单套用经济建设的思路，过于强调经济上的投入产出效益。典型的看法是，村里的农产品价值比较低，修路成本太高，不划算。而且，还会有这样的担心：现在建好基础设施，将来要是整村搬迁了，亦或是人口自发地大量外流，岂不是浪费了资源的投入？
真的要搬迁，难度也不小。为什么在外人看来那么危险，可村民们还是坚守在悬崖上呢？人多地少，山下实在没有足够养活大家的土地。凉山州发改委介绍，阿土列尔村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亩产3000~4000斤，比全州的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凉山州还有1600多个村处于严重石漠化地区，村民只能在石头缝里种土豆、玉米，经常是颗粒无收。
对阿土列尔村实施就地搬迁的话，只能安置在更贫瘠的土地上，村民没办法生活。真的把76户、358人全部搬下山来，除了老的小的，主要劳动力还是会跑回去。异地搬迁呢？这显然超出了县乡两级的财力所及，甚至超出了山区和高海拔地区集中的凉山州的能力范围。况且，环境更恶劣的村多的是，恐怕还轮不到阿土列尔。
三、接通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滞后，使“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广大农村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受到严重的限制。目前，全国80%的城镇社区，已经建有综合性的公共服务中心或服务站；而农村的这一比例，仅为20%左右。基层平台缺失的地方，城里人跑到街道办事处去办理相关事务，还比较近；农民要从村里跑到乡镇，就比较远了，享受同样的服务项目，通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交通成本。
在少数已经建成了村级公共服务平台的地方，按照现行的建设格局，农村的小学、卫生室、公共服务站等机构，主要是建在行政村的村部所在地。其他自然村（社、村民小组）的居民，孩子上学、病人就医、办理社保等公共服务事项，都要到村部来。在村组分布紧密、农村交通便利的地区，问题倒不是太大。然而，与村部距离比较远、没有通路、或者道路状况差的自然村，获得公共服务就有一定的困难、不那么便捷、甚至不那么安全了。
在山区和牧区，有的自然村只有几户常住居民，到村部的距离动辄十几里地甚至几十公里，而且路况还不好。有的村庄坐落在半山腰，更困难的如悬崖村，服务对象下山难，服务队伍上山也难。还有的海岛，只有白天固定的几班轮渡，一到晚上就同外界切断了交通的联系。
这些地方，都迫切需要解决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从中长期看，根本的办法有三条。
一是通过生态移民，把人搬下来。当然，必须安置到生产、生活都更加适宜的地方，至少得达到“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的标准。根据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部署，到2020年，全国易地搬迁的贫困人口规模约1000万人。
二是通过城镇化建设，把人引进城。这就要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为他们的转移就业提供岗位信息、技能培训和配套服务，为他们在城镇的常住和定居提供条件。
三是通过修建道路，把服务送上去。换言之，就是要提高服务的安全系数和便捷程度。这方面的资金缺口比较大，国家可以多帮助一点，当地政府从其他项目上节省一点，社会各界再支援一点。
移民、进城、修路，总有一个过程。在短期内，搬不下来、进不了城、修不好路的情况下，还能做些什么？
第一，要合理建设基层的公共服务平台。根据实有人口的规模和需要来建设，可以对现有的设施进行适度的改造和扩建，同时接入便民服务功能。尽快将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项目下沉到人口相对集中、辐射能力较强的行政村和自然村。
第二，探索流动服务的可行途径。依托基层平台和更高层级的公共服务机构，因地制宜开展流动服务。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和有效的激励，派出专业服务人员和志愿者队伍，深入山区、海岛及偏远的村社，开展常态化的驻村和入户服务。
第三，实施“综合公共服务包”政策。这方面，四川、广东都有成功的实践经验。针对公共服务领域多、资金分散、单项盘子小的特点，将相关的资源投入统筹“打包”，在需求摸底的基础上，优先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提高效率和针对性。
归根结底，还是要把政绩观摆正，从“唯GDP”真正转变成“以人为本”。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表面上看，资金缺口大，捉襟现肘。可仔细查摆一下就知道，在催生过剩产能和助推恶性竞争上，花了多少钱？在奢华建筑和超大广场的攀比上，又花了多少钱？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早就习惯了算经济账，是时候多算算社会账、民生账了。当然，这也是人心账。接通公共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悬崖村的孩子们上学更安全，让农村居民、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普通人，也能享受到公共服务，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