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我们应该充分尊重企业家的投资自主权，理性看待并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必须找准并破解曹德旺“吐槽”的主要矛盾，防止垄断导致的畸高成本把企业“挤出去”。
一向低调的“玻璃大王”，最近成了“网红”。在一段仅有8分多钟的视频里，福耀玻璃集团的掌门人曹德旺先生，以其在美国投资的切身经历，重点“吐槽”了中国制造业的高成本。人们惊呼：“曹德旺跑路了！”“这比李嘉诚跑了还严重！”
在美投资是正常的企业自主决策。
根据曹先生在视频中的介绍，他早在20多年以前、1995年的时候，就到美国投资了。只不过，那时投资的量级，只有几百万到一千万美元。观察了20年以后，综合考虑了政治、文化、市场等因素，他才“下手”，实施了上亿美元量级的项目。而且，他此前从美国采购的规模也已经达到了七、八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福耀集团大规模在美投资，实为水到渠成。这是典型的企业自主投资决策，是企业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分工生产的正常行为，根本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什么“跑路”或者“用脚投票”。
视频火了以后，曹先生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介绍，他们在俄亥俄州建设的玻璃工厂，主要是给通用汽车供货；在其他两个州，建的是上游材料工厂和仓库。作为汽车玻璃的供应商，尽量去靠近汽车生产商及其销售市场，是理所当然的商业选择。除非，在中国或者其他地方生产玻璃的成本，加上运输到美国的成本，比在美国生产的成本还要低。
无论到哪里投资，只要不违反法律，就是企业家的自由。我们没有理由剥夺曹德旺的这个自由，哪怕是在打嘴仗中，哪怕是以爱国为名义。
大国崛起离不开对外投资的拓展。
福耀玻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探索海外投资之初，也曾经碰过钉子、赔过钱。在不断摸索、不断积累、不断壮大的过程中，锤炼出了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是国之栋梁。有这样的民营企业，是国家之幸。
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从出口创汇、吸引外资的资金单向流入为主的模式，向进口和出口相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双向开放、全方位开放模式跃升。对外投资的拓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表征。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不仅会走向欧美发达经济体进行投资，而且会深入挖掘发展中经济体的广阔市场空间。
如果一家企业，只要到其他国家投资，就被说成是“跑路”，那么我们的大国企们，早就“跑路”了；而且，可以预见，未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跑路”；不仅跑去美国，还会跑去越南、柬埔寨。然而，这种概念下的“跑路”，并不构成唱衰中国的有力论据，反而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高成本是中国制造业之殇。
尽管我们有正面的视角，来看待福耀在美国投资建厂这件事，但其揭示出的问题和风险，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就是中国制造业的高成本。
以下是曹德旺先生报告的成本数据：
——税收：中国制造业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所得税，中国增值税中40~50%都不能抵扣、一半的利润都被收走了；
——土地：美国土地基本不要钱，福耀在俄亥俄州建厂，购买675亩土地花费1500万美元，州政府给予的第一笔补贴也是1500万美元，相当于买地没花钱；
——电价：美国折合3毛多人民币，中国6毛多，美国是中国的1/2；
——天然气：美国折合7毛人民币，中国2块2，美国只有中国的1/3；
——交通：美国高速公路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
——劳动力：美国蓝领是中国的8倍，白领是2倍多；但福耀在中国的工资近4年上涨了3倍。
税收、土地、能源、交通等方面的成本，中国明显高于美国。人工成本方面，尽管中国低于美国，但中国的工资上涨非常快。整体的大账算下来，福耀在美国生产玻璃，比在中国生产后再运到美国，利润要高出十几个百分点。对于利润微薄的制造业企业来说，这应该是天壤之别了。
我们在人均GDP只有美国1/6的时候，除人工以外的主要成本项目，竟然全面超过了美国。
居高不下并且还在上升的成本，已经迫使一些外资企业作出了向母国回流的决策。迈阿密大学的蒂姆·哈特泽尔（Tim Hutzel）等在2014年出版《Bringing Jobs back to the USA》一书时，就已经列举了不少这方面的案例。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惠尔浦，就把搅拌器和果汁机的生产线搬回了俄亥俄州；名气更大的通用电气，则把热水器、冰箱、洗碗机、甩干机等工厂搬回了肯塔基州。
长此以往，中国本土的企业也会被“挤出去”，而不是主动地“走出去”。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保，中国的实体经济堪忧。
降成本必须抓住破除垄断这个主要矛盾。
在降成本这件事上，近几年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扎实推进“营改增”，批量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多次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大力实施针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的税费优惠政策，重拳治理乱收费行为等。可谓多措并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不过，矛盾总是变化的。找准阶段性的主要矛盾，才能从总体上解决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总是将板子打在人工成本上，认为工资上涨是企业高成本的主要矛盾。而笔者认为，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劳动权益保障水平的提升，以及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工成本已经进入了长期上升的通道，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而且，熟悉经济学原理的朋友们都清楚，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或者是财富的函数。对于大部分居民来说，工资性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和财富来源。没有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怎么可能有越来越高的消费水平？
以压工资为导向的降成本，与消费升级和需求结构优化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从曹先生的“吐槽”中，我们也看到，人工成本是唯一一项中国低于美国的成本。可见，人工成本在现阶段还是次要矛盾。
什么是造成企业高成本的主要矛盾？不同行业的企业，甚至制造业内部的不同企业，由于成本的结构不尽相同，很难一概而论。但从成本项目的性质来看，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越是企业没有选择余地和谈判能力的成本项目，越是高得离谱。直白地讲，垄断造成的高成本，才是主要矛盾！
在中国明显高于在美国的成本项目，大都是因为垄断造成的。行政垄断与税收高成本，一级市场垄断与土地高成本，寡头垄断与能源高成本，区域市场垄断与交通高成本，都是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唯独劳动力没有被垄断，因此相对成本还算低。
所以说，必须破除形形色色的不合理垄断，才是抓住了降成本的主要矛盾。从这个角度看，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要求：
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预算安排要适应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需要——这是着眼于解决高税负问题的政策方向；
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抑制房地产泡沫——这都有利于降低土地成本；
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些有望产生缩减能源成本和交通成本的积极效应。
也应看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上述要求，都涉及既有的利益格局，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降成本任重道远，没有完成时，需要持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