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伤害未成年人案件曝光后，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引发要求依法严惩罪犯、加强儿童保护的讨论。2019年7月3日，上海警方披露新城控股董事长涉嫌猥亵女童案情，再一次揪痛了全国人民的心。事实上，为了打击和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我国的法律法规近年来已经多次做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力度不断升级，但我国儿童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2013年到2016年，全国法院审理结案的猥亵儿童案10782起，平均每天超过7起；根据女童保护基金的统计，2018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317起，受害儿童750余人。更多证据表明，这些公开案件只是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频发的性侵儿童案件，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在儿童保护方面还有很多盲区、漏洞和短板，完善预防性侵未成年人的制度建设迫在眉睫却又任重道远。
儿童优先，即是否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也应该成为我们推进各项改革的一项根本原则。我国当前儿童保护的现状并不容乐观，借鉴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健全儿童保护体系的当务之急，是补强性教育和全民参与的短板，补上量刑畸轻的漏洞，消除经济惩罚缺位的盲区，扎牢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的防护网。
一是补强安全教育短板，构建社会参与的保护机制。防患于未然，首先要补上“性教育”这门课，让每个儿童形成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的话题十分避讳，对于防性侵的安全知识，不仅儿童一无所知，成年人也所知不多，甚至羞于提及。改变国民教育体系中“性教育”缺失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教育的对象并不限于儿童，更需要脱盲的是家长、教师以及每个社会成员。家长应该突破内心的传统观念，适当地对儿童进行性教育，提高孩子的警惕性；学校应尽快开设相关的教育课程，教授儿童与其年龄相符合的性知识和自我保护方法。
另外，加快构建社会参与的保护机制，让保护儿童成为每个居民自觉的社会义务。保障儿童在安全的环境中健康成长，不仅仅是父母和家庭的责任，还是整个社会的义务。一方面，每个人都应认识到，在儿童问题上，“事不关己”意味着犯罪，只要发现某个孩子处于某种不安全或可疑状态之中，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应该采取有利于孩子安全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形成有利于全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建立对儿童保护行为的奖惩机制，搭建儿童安全信息沟通和救助平台。作为应急措施，可考虑在已经建立的“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平台功能，发展成为社会广泛参与的儿童保护载体。
二是最大限度提高量刑标准，让性侵未成年人的罪犯得到公认的应有惩罚。严刑并不必然减少犯罪，但刑罚畸轻却是性侵儿童犯罪多发的重要因素。我国刑法对猥亵儿童罪的判罚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标准，与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对受害人的伤害程度、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极不相称。
相比较而言，许多国家对性侵儿童的定罪量刑要重得多。如在英国，单纯藏匿猥亵照片者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而制作猥亵照片者最高可判10年监禁，并从2011年开始实施“性侵儿童者信息披露计划”；韩国对性侵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犯罪者判处10年以上的重刑，对“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性犯罪”的初犯和重犯一律进行化学阉割，出狱后实行电子脚铐制度；美国各州对强奸或猥亵未成年人的量刑不同，但都将其视为重罪；而且依据梅根法案，对性侵儿童的罪犯进行存档并在其出狱后公告社区，限制其接近儿童聚集场所等。
预防犯罪、惩罚罪犯都应依法进行，但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果最高量刑都不足以相抵其罪，说明现行法规已经难以起到惩罚犯罪和防范犯罪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引起民众预期与立法司法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尽快对法律加以修订完善将是唯一的选择。针对儿童的性侵犯罪，有必要进一步提高量刑标准，如将当前第一档刑期提高到5年以上；同时尽快出台我国的“梅根法案”，即建立信息共享的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对此类人员实行动态监管，并禁止其从事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让未成年人远离暗藏在身边的威胁。
三是实行高额罚金和民事赔偿，尽可能筑高犯罪成本，尽可能弥补受害者损失。与刑罚畸轻相应的，是经济处罚的缺位。目前的性侵儿童案件中，经济处罚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一方面，性侵行为对儿童及家庭造成了巨大伤害，特别是儿童的心理创伤极为严重。但受害者在寻求民事赔偿时却困难重重，法院的判决金额往往只支持医药费等直接经济损失，精神损害赔偿往往得不到或者仅仅得到很少的支持，这显然与受害儿童的心理伤害和生活上受到的严重影响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性侵儿童的行为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践踏，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危害。如本次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其行为不仅将自己钉在了耻辱柱上，而且对我国企业家群体的形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后果却得不到相应的惩戒。甚至在案件发生后，还不时出现“不要影响企业正常经营”、“不要造成社会恐慌”等貌似理性、本质上却可能是“为犯罪行为变相开脱”的声音。“大不了坐两年牢，出狱后还是锦衣玉食”，正是很多犯罪份子心中之所想。
构筑防范侵害未成年人的大坝，经济惩罚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合理运用可以更好地发挥惩戒犯罪者和救济受害者的双重作用。我们建议，以性侵未成年人案为试点，开展惩罚性经济赔偿的探索。首先，在性侵儿童案的刑事判决中，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有期徒刑之外并处高额罚金。其次，在附带民事诉讼中，明确支持受害者的精神赔偿要求，制定统一的赔偿标准；明确精神赔偿的惩罚性原则，赔偿基数应在其他类型精神赔偿基础上提高数倍，且不以精神损害鉴定为赔偿前提。同时，对于罪犯性侵儿童造成的其他社会损失，如上市公司董事或高管犯罪行为对股东造成的损失，支持相关方向当事方索赔。另外，性侵儿童的罪犯出狱后，在一定期限或条件下，不仅要限制其接近儿童聚集场所等行为，还应限制其高消费行为。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机制，应该整合利用多重手段，形成合力，让罪犯付出撼动心灵的成本，才能真正起到预防犯罪的警示作用，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