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使部分经济体经济减速的幅度差距巨大。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在5.7%-7.5%之间，能否趋近区间上限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
一、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有的经济体直接下到地面
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实质上是增长要素所决定的增长潜力被压缩到一个特殊的制度转轨进程中的集中释放。这种压缩式高速增长在其他后发经济体中并不鲜见。日本1950-1973年、韩国1963-1991年、中国台湾1950-1987年、新加坡1965-2007年、巴西1969-1980年，分别经历过23年9.3%、29年9.5%、37年9.2%、43年8.4%、12年9.1%的年均高速增长。从增长速度和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看，这些经济体的增长表现也十分出色。
随着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逐渐下降，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经济增速必然出现明显回落。我国从“十二五”期末开始，经济增速已显著下行一个台阶。上述经济体也经历过经济增速的跳跃式下行，幸运的如韩国从9.5%下跳到6%左右、中国台湾从8.5%下跳到5%左右、新加坡从8.4%下跳到5%左右，并保持了一段时期的较快增长。而不太幸运的日本则从9.3%下跳到4%左右，一段时期后进一步下跳到1%左右，2001年后陷入增长停滞；巴西从9.1%下跳到2%左右，并出现间隙性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巴西增速下台阶时几乎直接下到地面，事先无人预判到，增速下台阶时他们也对保持一个比此前略低的增速充满信心。
二、是否下到地面主要看全要素生产率
从上述经济体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原因看，日本、巴西经济增速急速大幅下跳无法从劳动、资本增速上得到充分解释。日本老龄化是导致经济下行的重要因素，但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和资本增速的下降应该是渐进性的，而当时的巴西则不存在老龄化问题，日本、巴西相对韩国、中国台湾在经济增速下台阶上的巨大差异，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经历过较大幅度经济减速的经济体，其经济减速的85%可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来解释。
从我国增长要素的变化看，2014年劳动人口已出现净减少，尽管2014年初开始各省陆续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但因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近两年出生率并未明显增加。劳动力增速与劳动人口变动密切相关，未来劳动力增速下降趋势将长期延续。从长期趋势看，随着劳动人口比重下降、发展水平提高和社保体系完善，居民家庭的持久性收入会增加，消费增长会快于收入增长，储蓄率、资本形成增速将呈现逐渐下降总趋势。但“十三五”时期，收入增长预期不稳、收入差距较大、社保体系欠完善等因素会抑制居民消费，宽松的货币政策倾向于增加政府和企业储蓄，这些因素会抑制储蓄率趋势性下降的幅度。
劳动、储蓄下降情况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因某些未知原因急速大幅下降，经济增速有可能下跳到一个很低水平上；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缓慢增长，经济会呈现一个温和的增长；如果全要素生产率高于现有水平，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结构转型
从全球范围看，除自然资源丰富的极少数经济体外，经济高速增长总是农业向工业、农村向城镇转型的结果，这一转型的关键特征是农业就业人口转向非农产业。劳动、资本从低效部门转向高效部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这种农业就业人口转向非农业或农业就业人口减少的现象，被历史上第三位诺奖得主库兹涅茨认为是后发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所谓的东亚经济奇迹，主要是释放人口库兹涅茨效应的结果。
继续释放人口库兹涅茨效应还有一定潜力。2015年全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为28.3%，这一比重离当初日本、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结束时的临界水平20%并不远。但分地区看，2014年东部、中部、西部该比重分别为22.9%、37.6%、46.1%。如果按照最近5年中部、西部该比重的下降速度下降，2020年中部、西部该比重将分别下降到31.1%、38.2%，直到2030年才分别下降到20.4%、25.1%，与日本、韩国的临界水平相近。近年来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明显下降并非完全是农业就业人口转移的结束，还受到经济下行所带来的就业、收入预期的影响，也有农民工就地转移的原因。
除了继续释放人口库兹涅茨效应外，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也是结构转型的重要途经，更是发达地区结构转型的主要途经。同时推动这两个方面的结构转型，可为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增长动力。
四、结构转型需要深化改革
目前农业就业人口数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大幅减少，推动农业就业人口转移的难度在增大。继续释放中西部库兹涅茨效应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改革的效果：一方面是增加城镇对农业人口吸引力的改革，包括农民工子女上学、社保、住房、户籍等领域的改革。同时需要增加城镇就业岗位，特别是增加适宜农村低技能人群就业的岗位，使农村转移人口愿意进、进得来、留得住。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土地收益政策的完善，通过改革减少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高端，需要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科技进步，健全体制机制，推进治理现代化，改善这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取决于教育、医疗、社保、户籍、财税、金融、国企、发展成果考评体系等领域的改革进程和实际效果。
五、改革并不必然能提升近期的全要素生产率
上述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改革复杂、敏感、艰巨，属于多年改革后留下的“硬骨头”，多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这些深水区的改革“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措施并举”。改革方案设计不周、执行偏差、落实不到位、关联改革不配套等，都可能使改革的实际效果低于预期。改革红利显现时点、持续时间、效果大小等方面存在相当大不确定性，这会使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可能的高点与低点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而且，尽管这些改革有利于在长期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短期内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可能有限甚至完全没有效果。某些改革因基层适应需要时间等原因，短期内还可能会降低基层的行政效率，使全要素生产率不升反降。
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十三五”潜在增长率的变动区间较大
由就业人数代表的劳动力增速1985年后逐渐下降，其中2011-2015年劳动力年均增速每年减少11.3%。2016-2030年劳动力增速按此降速估计，2020年会下降到0.14%，2030年下降到0.04%。假定“十三五”时期投资率高值为2015年的水平44%，低值到2020年下降到41%，2030年下降到33%，2050年下降到22%。假定“十三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贡献高值为2000-2015年的平均水平2.6%，低值为2012-2015年的平均水平1%，中值为低值与高值的平均值1.8%。“十三五”时期，如果投资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均为高值，经济增速可以达到7.5%；如果均为低值，经济增速为5.7%。
2020年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趋势性变化和社保体系的逐步健全，储蓄率保持不变的可能性非常小，储蓄率的高值情景可以排除。改革创新对2020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应该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应该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低值情景可以排除。在余下储蓄率低值与全要素生产率高值、储蓄率低值与全要素生产率中值两种情景中，即使按照后一种情景发展下去，到2024年我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3万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届时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9%左右（2015年为14%）；到2050年人均收入将达到3.7万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35%左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业。
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会随发展阶段而变化
追赶型增长中前期向中后期转变过程中，劳动、资本对增长贡献趋势性下降，经济增长需要更多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与此相对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经历主要由结构转型推动，转向主要由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等基础能力推动。
增强基础能力的初始成本很高，时间很长，互补性很强，不仅需要持之以恒的投入和改革，还需要相关领域的协同推进。早期的投入和改革，往往很难见到明显成效，需要长期持续投入和改革才能积累出充分、广泛的基础能力，才会体现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中。尽管增强基础能力的困难大，但一旦在基础能力方面建立优势，就能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从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看，即使改革对当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也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以便在追赶型增长后期由基础能力逐渐接替结构转型，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从现阶段和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要素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一是要并行地推进两个转型。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实现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型，同时推动东部发达地区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型，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通过新旧优势的接续转换，发挥经济发展回旋余地大的优势。二是要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包括抓好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增加公共财政对全民医保的投入，推进教育资源和健康资本均等化。三是要改善投资效率，特别是通过改革使政府投资、国企投资、民间投资三类投资主体各归其位，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提高投资效益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四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科技创新，消除效率改进的制度性障碍。
与此同时，要审慎地处理好可能的政策冲突。推动结构转型与提升基础能力的政策有重叠，也会有冲突。提升基础能力需要在人力资本质量、科技进步、宏观管理、国家治理等几乎所有领域进行改革和投入，而促进结构转型涉及的范围相对较窄，更具针对性。例如，在基础能力较弱时，通过培育新兴产业推动转型就需要产业政策等更具针对性的次优政策，以弥补基础能力不足的缺陷，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妨碍公平竞争，不利于提升基础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平衡好两类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将促进结构转型的政策对提升基础能力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