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内涵经历了从狭义向广义、从局限个别产业向渗透宏观经济的演变过程。当前，数字经济主要是指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中的生产要素、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导致数字经济未来极有可能呈现四大趋势，即保持超常规速度增长、催生高质量数字生态、释放更大规模工业数字红利、成为助推全球化发展的新平台，要从夯实发展的物质基础、构筑数字智慧生态、释放工业数字红利和助推深度融合开放等方面入手，因势利导用好这些机遇，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高质量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和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手段。但也需要看到，目前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纷繁多样，相关研究中因内涵不明确而导致结论不同的现象非常普遍，理解数字经济的内涵已成为当前数字经济研究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因此，有必要从数字经济内涵的演变出发，在廓清数字经济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洞察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通过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数字经济的内容已经从仅包括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即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向囊括农业数字化、工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和社会治理数字化等更广范围的方向发展。
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并且外延不断扩大
数字经济的内涵演变与其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总体上呈现从狭义向广义发展、从局限个别产业向渗透宏观经济的趋势。
20世纪60—70年代，半导体的兴起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关键载体，现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驱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虽然此时还未出现“数字经济”这一术语，但 已经有学者发现信息技术与以往的诸多技术具有显著差异。80年代左右，单位面积电路上集成元器件规模的指数增长最终使得个人计算机进入日常生活，但当时人们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90年代至21世纪初，各国普遍受美国的影响开始大力投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一时期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仍然局限在“电子商务”上，其核心是“消费互联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数字经济”浪潮从消费互联网延伸到产业互联网，并随着产业跨界融合进入发展新阶段。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不断为其它产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各国普遍认识到数字经济具有丰富内涵和巨大潜力。
数字经济具有两个根本属性与一个门槛特征
本质上看，数字经济是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经济形态。与已有定义相比，这一定义更加简单明确。其中，“数据”与“经济形态”是两个根本属性，“关键生产要素”则表明数字经济具有门槛特征，它们共同构成数字经济的三个基本要件。
第一，数字经济内涵中的“数据”专指数字化的数据。数据是事实或观察的结果。它可以是连续值，比如声音、图像等模拟数据，也可以是离散值，如符号、文字等数字数据。数字化数据是指用模数转换器将任何连续变化的输入转化为一串分离的单元，在计算机中用0和1表示。历史发展表明，显著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以一系列通用目的技术在许多部门广泛且深入的使用为特征。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加速了数字化数据的体量膨胀，通过数字化数据可以进行深度学习从而使技术从扩展人的力量到延展人的智力，这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有本质区别。
第二，“经济形态”反映出数字经济不是一两个产业之和。经济形态是对代表当前最先进生产力的生产活动的抽象描述。每种经济形态都包括自己独特的通用目的技术、生产要素、生产模式、主导产业、基本结构和基本观念等。数字经济具有独特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生产要素——数据、生产模式——数字化生产、主导产业——信息产业，基本结构——平台化生态化、基本观念——开放共享等等。因此，不能将数字经济局限于ICT或TMT（Telecommunication, Media, Technology，即电信、媒体和科技）等若干个产业，数字经济还包括其他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部分，数字经济的核心是IT作为通用目的技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当整个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完成时，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就与GDP完全相等，此时数字经济也就应该被更高级的概念所取代。
第三，“关键生产要素”表明数字经济具有门槛特征。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不仅成为生产要素，还需要跨过“阈值”门限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这在现实中表现为：信息网络技术广泛深入应用、大量产品和服务在生产和销售环节数字化、数据驱动成为企业重要发展方式、生产生活经数字化实现高度互联和智能等等。门限特征不仅说明数据的要素地位从量变到质变，还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过渡到数字经济以及数字经济内部不断升级将是一个动态过程。例如，可根据发展水平将数字经济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数字化仍是初级阶段，此时数据只是因为数字化技术而大量产生，但未与其他技术和劳动力充分结合；网络化是中级阶段，此时数据开始与技术和劳动力结合，但由于处理能力有限无法完全获得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红利；智能化是高级阶段，由于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数据与技术和劳动力结合深度融合后能充分释放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全部红利。
数字经济的特殊性使其呈现四大发展趋势
目前，对数字经济的规律特征分析十分不够，尤其对是否需要新的经济学来解释数字经济，学界仍然莫衷一是。与传统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市场结构和增长机制都发生深刻变化。例如，数据作为关键要素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云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成为重要设施，数字技能成为人力资本中的重要内容；企业组织形态、价值来源和产业关联发生重要变化，优先发展平台和网络会成为企业的重要战略，许多市场交易的竞争性会增强，垄断的形态可能发生重要改变；数字经济将大幅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投入产出的非物质化特征将不断突破原有的增长极限，通过放大叠加倍增等多重机制驱动经济增长。数字经济的上述特性将使其未来呈现四大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将长期保持超常规速度发展
基于三方面原因，数字经济可能长期保持超过GDP增速的速度发展。一是由于数字经济高度依赖于平台经济，加上处于不同节点的个体因为高度互联，因此平台效应与网络效应相互叠加，导致数字转型更容易带来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二是得益于数字化水平和计算能力的快速提高，运算能力呈现指数级增长，数字化创新提高了信息捕获深度、数据传输速度和制造灵活程度，引发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三是相关领域数字化转型正超预期实现。近期发展趋势表明，全球数字投资占GDP的实际比重超过了预期比重，许多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数字化转型的领域正在以超预期的增速增加ICT方面的投资。相关研究也为这一趋势提供了初步支持。例如，有测算表明， 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速高达18.9%，而当年我国GDP增速仅为6.7%；同期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数字经济增速分别为6.1%、17.0%和11.5%，而三国GDP增速仅为1.6%、1.0%和1.8%。还有测算指出，过去15年全球数字经济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5倍。
万物互联将催生高质量数字生态
与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更加强调连接性和生态性。随着数字经济从万物感知、万物互联走向万物智能，以智能化基础设施、高速可靠的连接和计算、分布式点对点交互方式为主要特征的高质量数字生态将加速形成。一是基础设施将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既包括信息基础设施，也包括对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随着互操作性强的物联网平台成为新的基础设施，整个制造业和社会治理都将依托更为智能的基础设施实现流程优化。二是互联网连接和计算将更加高速和可靠。低成本、高扩展性和快速部署的云计算有助于推动创新，同时辅助于边缘计算，可以大幅降低成本，缩短计算的延时，提高计算力的可扩展性，满足工业互联网大容量、高精度、低延时的要求。三是分布式点对点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交互方式。作为区块链的核心特征之一，分布式表明区块链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且单独个体很难发挥决定性影响的网络架构，将其用于进行认证、确权、交易、追溯等经济活动将强化市场经济的自治性，产生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产业组织形态和企业治理模式。
工业数字化将释放更大数字红利
当前，全球的数字化红利主要体现在消费和公共治理上,制造企业的数字化仍停留在碎片化和散点式应用的阶段。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工业数字化将极有可能释放出较目前消费互联网规模更大的数字红利。一方面，工业互联网可以使用大量先进算法使机器、设备和团队通过完成实时连接，以支持更为智能的设计、操作、维护和高质量的服务与安全保障。有研究表明，商用航空领域每节省1%的燃料意味着将来15年能节省300亿美元，全球燃气电厂运作效率提升1%将节省660亿美元能耗支出。因此，工业互联网可通过大幅改善资产性能和提高运行效率而创造出大量经济增加值。另一方面，数字化技术在工业领域的联合使用可以大幅进一步降低单位成本。埃森哲研究了10项数字技术在汽车、化工、消费品与服务、电子与高科技、能源、生命科学和公用事业等行业的应用。估算认为，按人均成本计，机器人、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和3D打印技术加以联合可以使工业设备企业额外减少成本达4.3万美元以上；企业如能联合各种新技术并适当地加以应用，其市值可平均提升60亿美元以上。
数字经济成为助推全球化新平台
由于经济全球化红利缺乏普惠性，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数字经济具有全球性特征，能够扩大贸易空间，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贸易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推动全球化的主要途径。一方面，贸易数字化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提升贸易本身的价值。相较传统跨境贸易，数字贸易将可以大幅度降低各环节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并大幅提升采购商、工厂与贸易公司的议价能力。随着关、检、税、汇等监管部门政策下放，通过形成端到端的商务、仓储、物流、金融、信保等配套服务，为资源缺乏的中小企业提供了管理、研发和融资等企业级服务，促进了跨境贸易结构化升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贸易自由化。数字贸易有利于通过兼容和标准统一降低贸易壁垒，推动贸易规则更趋透明和公平。有测算表明，未来数字化贸易出口贸易额可能从2015年2.37亿美元增加到2021年的27.15亿美元。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释放更大数字红利的建议
针对数字经济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着重从夯实发展的物质基础、构筑数字智慧生态、释放工业数字红利和助推深度融合开放等方面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一是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建设数字经济关键基础设施，持续提升高速宽带网络能力，加快建设适应无人驾驶和金融科技等应用的试验场地信息基础设施。突破信息技术产业核心技术和底层基础技术，提升高端芯片、基础硬件等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提升对智能设备的研发应用水平，加强智能产品和自主可控的智能装置的产学研联合攻关和产业化。加强对关键平台、基础算法和重点软件的开发。开展移动智能终端软件、智能海量数据处理相关软件研发和搜索引擎、虚拟现实等系统研发，推进信息安全关键产品研发和产业化。
二是构筑数字经济的智慧生态。提升数据传输和计算能力，加快IPv6和5G的全面部署和商用进程，在云计算的基础上积极推广边缘计算。开展面向不同行业和不同场景的应用创新，积极推动工业互联网、能源物联网、智慧金融、数字贸易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提升生产生活的智能化水平，实现降本减耗增效。
三是大规模释放工业数字红利。培育领先的数字化主体平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储能技术、新能源等领域组建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支持互联网企业将优势资源导入制造业，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有序建设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加快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和应用，推进标识解析体系建设和平台建设推广。制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装备的融合创新。
四是形成开放融合的数字经济。大力提升数字贸易服务水平，形成端到端的商务、仓储、物流、金融、信保等配套服务，为资源缺乏的中小企业提供管理、研发和融资等企业级服务。重点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平台责任等方面，建立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法规体系。加快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数据保护标准与相关认证机制，有效应对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给我国企业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