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十章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双稳健政策 陈东琪 人民出版社2005.2版 11.第十章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国际收支不平衡①，特别是出现过大的不平衡，不但会因外部不确定性带来金融风险，激发国内经济矛盾，增大失业压力，加剧物价波动，而且会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稳健的国际收支政策，应当是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所谓“基本平衡”，就是既无赤字，又无过多盈余，在“略有赤字”和“略有盈余”中进行选择。实施这个稳健的国际收支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既存在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两缺口”(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需要较多一些的外资和进出口来支持国内经济发展，增加就业，调节国内市场的供求缺口，又存在抗风险能力较弱的缺陷，需要有一定的储备来防范和控制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 　　那么，什么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怎样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怎样实现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基础上的“基本稳定”?这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课题。 ①在本章国际收支分析中，不考虑误差和遗漏账户。 第一节 什么是国际收支搣基本平衡攍och? 　　国际收支是一国的对外账户，主要包括经常账户、资本金融账户和储备资产账户三大部分。经常账户下有贸易、投资收益和经常转移三个子账户，资本金融账户(简称资本账户)下有资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四个子项目，而储备资产账户主要包括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和外汇，记录的是储备资产的变动额，应该等于经常账户余额与资本金融账户余额之和。 　　从理论上讲，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经常项目收支差额与资本金融项目收支差额相加等于零，即国际收支差额等于零。但在现实中，国际收支差额刚好为零的情况比较少见，只要略大于零或略小于零，即略有顺差或略有逆差即可，因此，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一个更为现实的选择。 　　对于经济实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会面临较大风险。上个世纪90年代，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出现持续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逆差，结果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为了吸取这些教训，中国自1994年汇率并轨后一直保持较大的顺差，走上了国际收支存在较大盈余的道路。国际收支有较大的盈余，可以保持很高的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但是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风险，即发生因国际市场波动引起国际收支账户上出现“收益损失”的风险，如美元大幅度贬值引起以美元资产形式(美国国债)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的贬值。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国际收支尽可能不要出现赤字，但追求过大的盈余，也是很不值得的，应当实现“略有顺差”或“略有逆差”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略有顺差”或“略有逆差”的规模应当多大?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标准，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基本的要求是，既要有足够的能力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满足国内市场稳定的需要，又要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抗风险”和“保稳定”不能以牺牲“促发展”为代价。这也是稳健的国际收支政策的基本精神。 第二节 怎样实现国际收支搣基本平衡攍och? 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组合 　　1．两个账户组合的一般选择形式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并不要求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绝对平衡，可以是逆差和顺差并存。实现路径通常有三个：一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二是资本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逆差；三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平衡，或者是双顺差，或者是双逆差。 　　一般来讲，双逆差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双顺差有可能降低对外经济效益。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意味着，国家在引入国外资本之后，没有用所获得的外国货币去购买外国的物质产品，相反却将本国急需的实际资源通过贸易顺差形式大量输往海外，进而换取更多的外国货币和对外债权。这是把高成本引入的外资变成低收益、高风险的外汇资产①。双顺差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造成实际收益损失，对于发展经济来说是不可取的。可供选择的合理组合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或者，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 　　2．中国如何选择两个账户的组合 　　中国今后为什么应该选择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组合?这是由实际需要和可能性决定的。其理由，一是在对国际资源的依赖度不断提高的新形势下，扩大进口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二是在WTO过渡期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服务贸易逆差可能增加；三是利用外资大于对外投资的格局将维持较长时期，投资收益账户的逆差会继续扩大；四是经济的高成长性和本币升值预期，会促使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流入增加，在对外投资规模扩大不足的情况下，资本账户会保持顺差趋势。 　　总之，在对外经济往来的新形势下，选择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的组合，作为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路径选择，对中国既是比较有效的，也是比较现实的。 ①余永定：《关于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结构的几个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10期。 二、经常账户基本平衡 　　无论是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看，还是从对外部冲击风险的防范看，中国都不宜追求长时期的外贸大顺差，争取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是比较好的选择。外贸长时期保持大顺差，虽然可以提高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但这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在目前国家外汇储备规模已经很大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进一步大幅度增加，势必要继续增加外汇储备，这会使外汇储备超过合理规模水平，加大储备资产结构选择负担。如果外汇储备结构选择不当，持有比例较大的储备资产出现大幅贬值，这个储备的实际价值就会减少，国家利益就会损失，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外贸顺差每年增加200亿--300亿美元左右，促使外汇储备每年大幅增加。在2001年超过2000亿美元后，近3年年均增加1100亿美元，到2004年底接近5500亿美元。先不说这个外汇储备规模是否合理，就以增加速度来看，也明显过快。由于速度过快，很容易出现外汇储备管理操作不当带来的损失。这不仅会加大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给人民币汇率政策带来愈益增大的压力，而且还有可能出现因储备结构选择错误而发生资产缩水。在2003--2004年美元对非美元大幅度贬值期间，中国外汇储备遭受巨大损失，要么是持有美元资产比例过大引起直接资产缩水，要么是在非美元货币大幅度升值时以高价购进非美元资产。可见，贸易大顺差促使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风险还在增加。 　　今后的外贸政策导向应当调整，应当对适应于“积极财政政策”时期的“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政策作必要调整。具体措施是：适当控制出口数量增长速度，减少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在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基础上，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培育民族品牌，增强出口竞争力；鼓励适当扩大进口，在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基础上，实现重要战略物资和关键技术进口来源多元化；在经常账户中，货物和服务贸易账户实现基本平衡，贸易账户特别是货物贸易账户不必要求绝对平衡，即使是顺差，也不应当太多，不必每年持续在200亿--300亿美元这样高的水平。 　　从发展和平衡的需要看，中国追求“略有盈余”比较合理、可行。一般来看，经常账户中的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的逆差，很大程度上由发展水平决定，短期内难以消除，如果货物贸易收支出现逆差，那么经常账户的逆差就会更大。墨西哥和泰国的教训说明，经常账户过大逆差会加大货币危机的风险。另外，中国经济增长对净出口依赖度较高，经济要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就需要净出口支持和拉动。再者，中国的出口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既有扩大出口政策的激励，又有竞争力不断提高等客观上的原因。人为地限制出口既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不利于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不利于利用国际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最后，中国的出口与进口相关性很高，过分压抑出口，可能会引起进口大幅度减少。 　　当然，这不是说净出口规模越大越好，不是说贸易顺差越多越好，应当在扩大出口的同时，积极鼓励进口，特别是增加资源和高技术产品等短缺品的进口，缩小顺差规模，实现外贸基本平衡。作为大国经济，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民消费需求尤其重要，外需的扩大不能是无止境的。 三、资本账户基本平衡 　　1．资本项目开放的现状 　　到2004年10月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5550多亿美元，外资存量约3000亿美元。近几年，外资每年汇出利润200 4L--300亿美元，占当年吸收外资的一半左右。尽管贸易规模增长很快，顺差并不大，若剔除利润汇出和转移收支背后的可疑因素和不可持续因素，经常项目顺差更小。若今后的贸易顺差只能用来抵消投资收入的汇出，所输出的实际资源将完全作为外国人的收入而被外国人所占有，那时连外汇储备的增加都无法实现，就会形成“贸易项目顺差、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平衡(或略有顺差)，外汇储备不变(或减少)”的国际收支格局。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国内投资以便省出实际资源支付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收入，外资的存在成为经济的负担而不是增长的推动力。要尽早防止这种格局的出现。 　　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而言，目前中国的开放程度甚至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实际上已经很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43个资本交易项目中，已经有近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有较多限制的仅16项，严格管制的仅5项左右。进一步解除资本账户下的资本流动管制，促使资本账户进一步自由化，取消跨境资本交易的管制以及与资本交易相关的外汇管制，可能会迅速增大金融风险，包括投资利润汇出引发的国际收支失衡的风险、外债风险、“热钱”涌入的风险和资本外逃的风险。如果这些风险得不到有效防范和控制，就有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 　　2．资本项目顺差过大的风险 　　近几年来，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总规模不断扩大，资本净流入逐步成为其主要来源。在2000--2003年间，国际收支顺差分别为109亿美元、446亿美元、742亿美元和1170亿美元，其中，资本净流入分别为19亿美元、348亿美元、323亿美元和527亿美元。在2004年上半年670亿美元的顺差中，资本净流入的贡献达到668亿美元。 　　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顺差增加，固然代表综合国力增强，既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提高海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又有利于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但是，持续较大的顺差，不仅会和持续较大的逆差一样，带来本币贬值等问题，而且还会因资本、货币市场的波动造成资本损失。一方面，跨境资本流动冲击风险加大，汇率变化前后，资金大规模流进、流出，这种大进大出可能引发货币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外资在短期内大进大出，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破坏国民经济运行的内部均衡，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国际经验表明，资本项下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大的危害，在开始时并不明显，等到人们认识到危害并不得不采取措施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时只好采取更大幅度的调整措施，这种重大调整必然会引起过大的波动，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3．应当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平衡 　　加强资本流入和流出管理，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平衡，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本平衡”，也应当是“略有顺差”或“略有逆差”，而不必是绝对平衡。 　　应当继续支持资本流人，包括支持直接资本流入和证券资本流入。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带来资金，还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以及市场机会，可以促进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提高外资质量基础上，稳定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避免大起大落，具有深远意义。 　　证券资本流人管理也是很重要的。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密不可分。中国应当逐步提高国际证券投资比重，通过利用国际证券投资，扩大外资流人渠道，促进产业和企业改革，遏制外商直接投资的“独资化”倾向，同时，还可以增加管理资本金融账户的回旋余地。 　　加强资本流入管理，要限制与人民币发生交易的短期资本流人，首先是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和限制，抑制投机性热钱的流入。由于以贸易和投资名义进入的短期资本很难剔除，实施直接限制的效果有限，所以，应在灵活运用非价格手段基础上，更多发挥利率、租金和税率等价格信号的调节作用，调控短期资本流入的数量和结构。 　　加强资本流出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既有利于缓解国内的资源矛盾，又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在国内储蓄持续增长、外资大量流人、国内资金相对过剩的形势下，如果不扩大资本流出，就有可能加剧国内资产泡沫。今后应当扩大资本流出，逐步放宽资本流出的限制条件。在体制上，要有选择地、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在操作上，要既积极，又稳妥，注意把扩大资本流出同缓解国内资源矛盾和分散资本金融市场风险结合起来，提高资本流出的效果。 　　4．防范和控制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 　　(1)基本原则 　　为了防范和控制扩大资本开放带来的风险，需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要审慎开放，走渐进式开放之路。外商直接投资、债务融资、证券融资等项目要逐步开放；要先流入，后流出；先开放长期资本，后开放短期资本；先放开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放开对非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的管制；先放开有真实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背景的交易。二是要把防范国际游资冲击作为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重心。三是要保留在适当情况下恢复资本管制的权利。四是要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提高清偿能力，防范外债风险。五是要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借鉴国外监管经验，提高监管能力。 　　(2)严格控制外债风险 　　随着资本进出自由度的提高，中国外债风险特别是短期外债风险增加。2004年上半年，外债净流入227．7亿美元，约为上年同期的6倍。6月底的外债余额为2209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余额989亿美元，短期外债占外债余额的44．8％，远高于25％的国际警戒标准。其重要原因是，资本账户自由化使外资金融机构的资金进出频繁。为了防范和控制短期外债风险，要掌握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节奏。 　　为了防范债务风险，无疑需要有一定的外汇储备。按照国际标准，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之比的理想区间为30％--50％，警戒线为30％，不足30％可能产生债务危机。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比例的理想值是100％，这是国家快速偿债能力的重要标志，这个比例意味着，国家外汇储备应当确保能够彻底清偿全部短期外债。该比例过低，会影响外资信心，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比例太高，表明外汇储备规模过大，会造成金融资源闲置，蒙受经济损失。从这个角度看，国家的外汇储备和短期债务，要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规模水平。 　　5．严格管理国际资本流动 　　流入方面，在经常账户实现了可兑换之后，投机资本就已经有了进入中国的通道。资本账户开放度提高以后，投机资本进入的幅度将会加快。200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投资收益账户利润汇回和经常转移账户顺差都出现大幅度增加，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账户也有类似情况，有时甚至超出常规，这里面有投机资本的影响。应当严格监控投机资本的变化动向，加强流人的管理和控制，防止出现意外风险。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资本流出增加。在资本流出中，有正常的流出，也有不正常的资本外逃，其动机主要是转移非法所得、逃避管制、趋利避险。资本外逃往往与投机性资本流入联系在一起，投机完成后，立即撤走。这种资本外逃的严重危害是，阻碍正常的资本流人，造成结构性赤字，加剧国际收支不平衡，放大本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冲击资本市场，积累金融风险。对资本流出进行严格监管，打击资本外逃，是今后扩大资本账户开放时要做的一项重要宏观调控工作。 　　6．控制好几个重要的指标 　　经常项目盈余与GDP的比例：控制在-5％--0。 　　外国直接投资(FDI)加经常项目盈余与GDP的比例：理想区间为-2．5％--+5％。 　　币值高估或低估的幅度：理想值为正负10％。 　　经常项目赤字与GDP的比例：小于5％。 　　偿债率(当年偿债额／出口额)：小于20％。 　　偿息率(当年付息额／出口额)：小于20％。 　　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出口额)：小于100％。 　　负债率(外债总额／GDP)：小于20％。 　　以上指标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临界值。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努力做到不要超过临界值。超过l}缶界值，就有可能放大金融风险，诱发金融危机。这是在对外经济管理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是执行稳健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要功课。 第三节 什么是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一、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和风险 　　外汇储备是国家储备账户中最主要的项目。国际收支平衡是从流量角度观察外汇储备，一般不考虑误差和遗漏，国际收支差额是当年储备资产的变动额，主要指外汇储备变动额。 　　按照稳健政策的精神，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并不要求外汇储备额不变，它可以有增减，但要注意这种增减对外汇储备存量的影响。储备增减大变动可能放大金融市场的风险。①如果外汇储备因为顺差增加而快速累积，就说明储蓄有太大的部分投资于没有收益的资产，或者仅能获得微薄的收益。如果外汇储备因为逆差而太低，那么就会面临被私人投机者围攻的危险，或者中央银行被迫在不合适的时间里仓促行事。 　　几乎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其目的，一是保证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二是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理论上是不需要为干预外汇市场而储备外汇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转轨时期，不确定因素较多。外汇储备充足，人民币汇率稳定，既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对外信誉，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货币的信心，又有利于应对突发事件，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但是，外汇储备过多，增长过快，又会产生新的风险，比如外汇资产大幅度缩水等。 ①蒙代尔：《政策选择的本质》，《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3卷(国际宏观经济模型)，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第62．63页。 二、选择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 　　一国的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规模。多少合理呢?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没有适用所有国家外汇储备规模水平的统一标准。一般认为，外汇储备支持进口时间的警戒线为3个月，理想区间为3--6个月，发展中国家可以适当长一些。合理外汇储备规模是一个动态概念，会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一国合理外汇储备规模应随影响因素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外汇储备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某个时点预防性外汇需求的，而预防性外汇需求不仅取决于国际收支的各种正常因素，还取决于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账户的开放程度以及其他随机因素。 　　在剔除国际收支中外汇供给与外汇需求能够正常相互抵消的部分之后，决定合理外汇储备规模水平的因素，一是维持3个月正常进口的用汇需求，二是投资收益汇出的用汇需求，三是短期外债所需外汇，四是一年内将要到期的长期外债所需外汇，五是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资产中的资本外流，六是海外公司在海外通过当地金融机构融通的资金量，七是干预外汇市场的用汇需求，八是随机扰动因素引起的外汇需求。 　　根据这8个因素来计算合理外汇储备规模，中国2003年的合理规模水平应当是"984+79+770+200+100+50+150+50=2383(亿美元)”，实际上，2003年的外汇储备规模为4033亿美元，大大高于理论的合理规模水平。到2004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5500亿美元，变得更加不合理、不经济了。 　　根据因素变化对外汇储备合理规模水平进行调整，近几年中国外汇储备应该保持在2500--3500亿美元之问，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区间范围。即使考虑随机扰动因素影响，实际值也不能过多地偏离理论上的合理值，偏离过大，会对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人民币稳定，避免陷入金融危机，主要是因为实行资本管制，而不是因为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尽管外汇储备是必不可少的。 　　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处于过大波动中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稳定，是必要的，这是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特征之一。但在外汇储备规模比较合理时，一般不要轻易动用外汇储备。特别是在本币被严重高估的情况下，动用外汇储备来干预市场、稳定汇率，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在用完外汇储备后，还是不得不使货币贬值，外汇市场风险还是要释放。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就有这方面的教训。面对国际投机者的强大攻势，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贬值，像1992年的英国一样；要么是恢复或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制，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马来西亚一样。 第四节 怎样实现人民币汇率搣基本稳定攍och? 一、搣基本稳定攠不是一成不变 　　灵活有效的汇率杠杆，既是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补充，也是实施稳健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这几年，中国顶住国际压力，实行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基本稳定”不是固定化，不是长期一成不变，而应当根据情况和条件进行适时适度的上下调整。人民币在内在升值压力不断累积的情况下，总有一天要释放这种压力。 二、走搣渐进升值攠之路 　　怎么释放?是一次性大调整、大释放，还是小步慢调，走“渐进升值”之路?看来应该走稳健的道路，应该选择合适时机进行“有节制升值”或“渐进升值”①。走“渐进升值”之路，逐渐释放升值压力，虽然会有小波动，但冲击比较小，调整代价也比较小，并且不会改变快速前行的经济增长趋势。如果实行大调整，对长期积累的压力进行一次性总释放，必然带来类似于日本1985年那样的大波动，大波动必然付出大代价，甚至使经济加速增长过程出现长时间中断，出现漫长的通货紧缩。 　　“渐进升值”成功的关键是条件和时机的选择。这要考虑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国内供给相对偏紧，通货膨胀和要求进口的压力增大。在这个时候，如果使人民币适当升值，可在适当减少出口的条件下缓解通货膨胀压力。二是就业形势较好，能够承受出口减少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的冲击。三是国内消费需求形势转好，可以消化升值带来的部分出口转内销的压力。四是净出口不断扩大，外贸盈余逐月增加，可以缓解升值带来的出口紧缩压力。五是应对投机资本流入的准备比较充分，热钱在有效的控制之中，可以抵御短期冲击。六是升值预期和舆论偏向缓和，等等。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就可以择机行动。 　　“渐进升值”的幅度多大?目标值很难准确计算，但可以考虑多次微调来完成，每一次的幅度可以尽可能小一些。用空间换时间，用不确定的小调整来实现总目标。并通过这种调整的不确定性，来应对投机资本的豪赌，稳住外商直接投资，延长所有外资在中国停留的时间，达到既稳定市场又促进发展的目的。 　　“渐进升值”的时间多长?不固定。既可以是2---3年，也可以是5--8年，具体时间长短取决于升值压力释放、经济周期形势的变化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以渐进方式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对中国是有利的。既可以遏制因升值预期引起的外汇投机，缓解国外反倾销不断给外贸增加的外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国际贸易谈判主动权，又可以从战略上提升人民币的强势地位，逐渐使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使国内企业和居民在“走出去”时减少实际汇兑支出，在向海外投资、旅游、留学时获得“升值收益”，同时使国内企业和居民在进出口贸易中获得“升值收益”，用同样的货币购买到更多的进口商品。 ①陈东琪：《下一步宏观调控要过好“两难”关》，学术论坛，2004年9月1日。 三、逐步实现汇率机制转轨 　　对于人民币的未来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汇率的“水平问题”，而是汇率的“机制问题”，是建立有政府管理的市场化浮动汇率制。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国际经验表明，在汇率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项目自由化也只能选择渐进之路。这样，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目标机制就只能选择相对自由一些的浮动汇率制。因此，汇率“改制”是必然的。 　　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的缺陷，仍不可能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难以承受巨大的汇率波动，很难快速完成从固定汇率制到自由浮动汇率制的转换。所以，在体制转轨期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近中期的“改制”任务，是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范围，并控制浮动区间的制度安排，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浮动范围可以考虑从目前的O．3％扩大至3％。同时，要寻求配套的制度安排，一方面是统一外汇市场，另一方面是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 　　目前金融机构间的外汇交易市场(上海外汇交易中心)与外汇指定银行和居民企业交易的柜台市场是完全分割的，其定价机制并不一样。在柜台交易中，央行向外汇指定银行确定一个中间价，并规定一个买入卖出价差进行交易。但外汇指定银行一般是按照交易区间的两个限制端进行交易，具有很强的价格垄断权。在这种形势下，一旦扩大汇率目标区间，外汇指定银行就会在最高价卖出，最低价买入，形成两端交易。在现行制度下，汇率中间平滑波动的目标难以实现。要最终做到汇率由市场决定，就必须将两个外汇市场统一起来。这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将外汇指定银行不仅仅作为企业和居民外汇交易的对手，而是作为外汇交易中心的终端。外汇指定银行仍有权利审查交易的资格，保持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但外汇交易中心的所有交易价格都在终端公布，进场的居民和企业可以直接进行相互间的交易，也可以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外汇指定银行仅充当交易中介。为防止外汇指定银行的垄断，还可扩大外汇指定银行的数量。 　　现行结售汇制也必须改革。因为在现行的结售汇制下，企业额度以外的外汇必须卖给外汇指定银行，而外汇指定银行也有头寸限制，多余的外汇余额必须卖给中央银行，这样阻碍了价格的形成。如果改变强制结售汇制度，放松外汇指定银行的指定头寸，企业和银行就能拥有外汇自主权，就为外汇买卖市场基础的扩大提供了前提，汇率才会真正浮动起来。 　　在“改制”中，人民币要不要与美元脱钩?从近中期的利弊权衡角度看，与美元脱钩的条件还不成熟，还要继续钉住美元，而不是钉住一篮子货币。如果钉住一篮子货币，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就不是反映人民币的市场供求，而是根据篮子中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来定价，定价方式和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就有困难。加上，目前中国90％以上的进出口产品以美元计价，设计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时，美元权重过大，会失去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意义；美元权重过小，实际的影响不能充分反映出来。另外，在目前的国家经济体竞争格局中，美国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地位和作用，别的经济体仍难以取代，为了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中国还需要维持“借势借力”的现状。这既是短期的战术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