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第八章 产业协调发展

双稳健政策 陈东琪 人民出版社2005.2版 09.第八章 产业协调发展 　　产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稳健政策在产业政策中的具体体现。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一般产业和基础产业之间，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以及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既要体现现代化的要求，促使代表未来趋势的产业优先发展，又要使各产业在互联、互动中保持协调发展的趋势。 　　什么是产业协调发展?未来中国产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是什么?怎样实现农业稳定增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加快发展服务业?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什么是产业协调发展? 一、产业协调发展的内涵 　　产业协调发展是指各产业的发展要保持互需互动、协调推进趋势，某些产业的繁荣发展不应当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避免出现长腿越长、短腿越短的非均衡产业发展格局，即使是代表现代化要求的产业，其优先发展也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不能走盲目冒进的道路。 　　产业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就是说，不是各类产业只能以同样的速度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有轻有重，有多有少，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协调发展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式发展。在加速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发展的速度一般总是要快于农业发展的速度。从1979年到2003年，第二产业年平均增长11．3％，其中工业增长11．5％，第一产业只增长4．5％，第三产业增长10％。这个长期趋势，反映中国产业成长的内在规律，特别是反映工业化发展的规律。这个长期平均增长趋势和规律表明，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增长的步伐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如果增长步伐一样，速度一样，没有差别，怎么能够实现工业化目标呢?怎么能够进入服务化社会呢? 　　但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产业增长的差别又不能太大，应当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不应当在几年内完成，不能走大跃进、大冒进的路，大跃进、大冒进只能带来暂时的工业繁荣，不可能持续下去。 　　1958年以大炼钢铁、实行工业冒进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1978年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洋跃进”，实践证昵过分追求产业非均衡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单兵直进，都是不可能持续的。单一的工业冒进，必然牺牲农业和服务业的正常发展，必然失去相关产业的支撑，最后工业本身必然出现冒进后的、持续时间很长的大调整，甚至出现工业的衰退和萧条，使工业化过程出现中断，最后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 - 二、产业协调发展的外延 　　从外延看，产业协调发展包括各类产业。既要在第一、二、三次产业发展之间，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发展之间，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发展之间，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之间保持协调，又要在一般产业和基础产业(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之间，在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产业发展之间保持协调，还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之间，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之间，以及其他产业发展之间保持协调。 　　在所有这些产业的协调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发展之间保持协调。在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对三大产业实行优先顺序安排时，既要注意顺应发展的历史潮流，遵照国际的产业发展历史规律，坚持加快工业化、服务化的发展方向，又要充分认识到工业化、服务化不能脱离农业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因为农业不仅能为工业、服务业发展提供资源，提供食品和相应的原材料，在供给上作为工业化和服务化的支撑，而且还可以为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市场，创造需求，农业可以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市场平台。这就要求工业化、服务化的加快推进，要获得农业的支撑，要与农业发展保持协调。没有农业的支撑，没有农业的稳定增长，工业化和服务化进程就可能中断。 三、搣农业稳国、工业强国、服务富国攠的产业协调发展战略 　　目前，中国是一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强国，更不是一个富国。从大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战略来看，中国既要走强国之路，又要走富国之路，而强国、富国又要以稳定为前提。从产业角度看，国家的强大和富裕需要工业和服务业，而国家的稳定需要农业。因此，未来中国产业发展国家战略应当是：在稳定农业增长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加快推进工业化和服务化进程。 　　“农业稳国、工业强国、服务富国”战略，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协调发展战略，也是一个稳妥可行的国家产业振兴战略。按照这个战略精神，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就可以在稳定环境中，使工业化、服务化进程不问断地推进下去，防止因大起大落带来的工业化、服务化进程的中断，最终缩短工业化、服务化推进的时间，尽早走出农业社会，全面分享全球发达经济体现代化的成果。 第二节 怎样实现农业稳定增长? 一、农业稳定增长的必要性 　　实现新的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落实“农业稳国”的战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长远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农业缺乏稳定增长的基础，无论是农业产量增长，还是农业结构转换，都存在比较明显的反复和波动。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与新的国家产业战略的要求不相适应。 　　粮食生产能力方面。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了快速增长，在一个较短时期内，粮食产量连续迈过两个大的台阶。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快速趋势中断了5年左右，1999年以后的粮食产量增长明显减速了。2004年，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大力支持“三农”的政策措施，如实施农业减税、直补、增加国债资金投入、维护粮价上升等，农业特别是粮食产量增长加快。但是，粮食生产不仅仍未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而且，抵御市场波动的生产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农副产品结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牧渔业中，渔、牧业所占比重上升，由1980年的18．4％和1_7％提高到2003年的32．1％和10．6％，种植业所占比重由75．7％下降到50．1％；种植业中，附加值大的农副产品种植面积比重提高，附加值小的农副产品种植面积下降；粮食种植中，一般性品种比重下降，优质小麦、优质水稻比重上升；同时，农产品的优质化、专用化、规模化趋势增强，并向优势产区集中。但是，与农业稳定增长的要求相比，中国农业的结构水平还很低。 　　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尽管政府保持了一定的资金投入，但因欠账较多，农业设施供给仍很短缺。农村道路不足，水利设施严重老化失修，一些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土地荒漠化加剧，一些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农业增长方式方面。整个农业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投入产出水平低，农业内部的产业链条短，加工度不高。以水果为例，缺乏深加工，后期处理率低。美国的水果后期处理率100％，中国只有1％；美国水果深加工比例是35％，中国不到10％；美国优质果率是80％以上，中国只有30％，高档果率不到5％。由于种植、加工缺乏一条链式的科技支持，农副产品的质量低。加上过量使用农药、化肥，甚至违法使用激素等，影响了出口，降低了市场竞争力。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需要采取旨在推动农业长期稳定增长的政策，建立相应的稳定增长机制。没有政策的稳定，没有机制的稳定，农业稳定增长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农业稳定增长的途径和措施 　　1．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从中长期看，中国农产品需求将呈稳步增长态势，由于耕地减 少，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求形势趋紧，在努力稳定耕地、不断提高单产前提下，需要适度进口来保证供求基本平衡。但对进口不能有过高期望，这就要在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作更多的文章。要增加粮食直接补贴资金规模，加快农业税减免步伐。扩大良种补贴区域，明显增加大型农机具补贴。要为稳定粮食生、产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通过大江大河堤防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及节水工程、生态工程的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要灵活掌握好粮食增产节奏，避免粮食产量大起大落，在健全粮食流通体制基础上建立粮食安全保障机制。 　　2．全面调整农业经济结构 　　农业结构中，重点要调整好种植和养殖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积极发展畜牧业，切实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疫病的防治工作；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要重点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启动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建设稳产高产基本农田基地，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3．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 　　实现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用大资本整合农业产业化链条。要建立种植、养殖和加工相结合的农业产业链条。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了解市场、懂得贸易、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韵“龙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层次，改善经营管理水平，促进走向国际市场。 　　要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促进农产品生产区域化和经营产业化。大力抓好“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基地建设，做好服务工作，并在税收、信贷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要加快农产品流通市场化进程。鼓励粮食、棉花流通企业的兼并、联合，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要加大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并支持建立农业科技服务支持体系、农产品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并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为农业稳定增长创造政策和制度条件。 第三节 怎样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和局限 　　工业化水平是决定一国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高低的关键。加快工业化，实现工业强国，是中国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国家的制造能力和水平，就可以加快技术进步，带动国家的研发水平，推动国家的科技和国防现代化。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些地方建立制造基地，形成制造中心，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巨大，没有必要排斥制造中心，没有必要排斥制造工厂。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无限制地发展制造业，各地都建立结构趋同的制造基地，会遇到严重的能源和资源制约，包括土地、水、油、气、矿石等。这就要求我们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尽快转变工业增长方式，要走一条土地占用少、能源消耗少、污染排放少、资金投入少的工业增长路子，这就要求在技术进步带动工业增长上作更多的文章。 二、要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 　　目前，中国工业的技术水平比较低。在装备技术方面，许多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基本上依赖国外，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性技术和技术装备。近些年，工业设备的60％是靠进口。虽然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有较快增长，但多采取贴牌生产，仅承担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处于附加价值低端。2003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进料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达到76％，来料加工装配所占的比重为14％，二者合计高达90％，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比重仅为7．2％。所谓“中国制造”主要还停留在低技术水平的组装业上。结果，一方面是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中低档产品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高的产品严重短缺，必须从国外大量进口。 　　今后，要创新工业发展思路，更多地依赖技术，更少地依赖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提高长期可持续增长能力。依托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加快大型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加快设备自主制造的进程等。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物技术和医药产业、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产业。要集中优势力量，按照“有限目标”，努力培育一批具有未来高增长潜力和优势的产业，在某些高技术产业领域领先发展。要根据现有的国力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关键领域取得突破，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亚微米深亚微米集成电路的设计和制造、高性能计算机、航空航天、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生物工程药物、生物芯片、农业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实现产业化；在数字电视、下一代互联网、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软件、生物及新医药等方面形成规模，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要积极利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组改造传统工业，推动传统工业的新型化进程，加快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着力抓好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中技术含量较高、市场紧缺品种的生产和节能降耗，大力发展新型材料。加快对装备制造业的更新改造和技术创新。要依托重大项目，加快重点装备制造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发市场急需产品。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汽车工业，在轻量、小型化、新产品开发上下功夫，加快建立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的汽车、摩托车零部件生产体系。 V对于资源型产品，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防治污染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强化设计能力，加强品牌建设，鼓励提高产品开发和深加工能力，提高产品档次，增加附加价值，优化产品结构。 　　要进一步提高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加强对机械装备工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支持，继续鼓励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大政府对关键共性技术的支持力度和联合攻关。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诊断服务体系、技术信息网络等公共品投资和法规建设，提高企业的技术获得能力。 三、要加快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中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要同时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但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为完成这个双重目标带来了机遇：可以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高技术产业，加快制造业升级进程；可以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动产业研究开发和设计水平的提高以及工艺技术的变革；可以通过电子商务特别是企业间电子商务的应用，推动营销、运输和服务方式的变革，降低成本，扩大工业品市场规模；可以通过促进信息产品与传统产品的融合，以及信息技术在新产品中的广泛应用，增加产品的信息技术附加值，加速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信息化进程；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实现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开发出有较高科技含量、较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新型产品，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机制。 四、要在建立分工协作机制基础上培育大工业集团 　　在生产主体上，要努力培育自己的工业跨国公司，促进建立自主研发、自主工业营销体系。要在建立全球工业生产体系中，积极培育代表国家形象的跨国公司。像重视外资那样，制定相关政策，探索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多种工业组织模式，改变企业单纯依靠价格竞争参与国际贸易的状况，为建立海外营销体系、海外研发基地提供条件和制度保障。同时，要强化行业协会的协调功能，规范企业行为，避免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 　　要推进专门化分工协作，形成以大带小、分工明确的企业组织体系。大企业通过产品协作关系，把大量中小企业纳入到专业化体系中，并以此带动向中小企业扩散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大力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建立健全以工商、税务、银行、司法、海关、审计、信贷、保险、法律、外贸、专利、技术市场、信息咨询、人才交流与培训等领域为支撑的服务体系，尤其要加快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非国有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为民营经济、中小工业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在新的分工协作体系中，建立“小”变成“大”、“大”变成“强”的企业成长机制。 五、要建立一个自由、多元化的人力资本形成机制 　　要从制度激励、人才培养、服务支撑等方面，鼓励企业自主技术开发和各种创新活动。关键是对人力资源的利用与培育并重，既要培养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又要培养大量优秀的管理人才，还要培养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使人才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使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真正得以发挥，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与劳动力充分利用战略的良性互动。 第四节 怎样加快发展服务业? 一、服务业的分类 　　目前，中国服务业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目前已得到较好发展的传统服务业(如传统物流和餐饮旅馆业等)；第二类是发达国家早已发展而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才出现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会计、律师服务、证券服务等)；第三类是信息技术推动成长的新兴服务业(如综合物流、电子商务、互联网通信等)。由于各行业特性、市场发育和开放程度不同，对不同类型的服务业应有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于第一类服务业，政府有许多成熟的管理经验，并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条例。今后重在规范服务行为和诚信服务，提高服务水平。对于第二类服务业，虽然制定了一些条例，但难以适应开放条件下服务业的发展要求，应在不断开放和实践过程中学习，并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对于第三类服务业，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规制经验。合理制定这类服务业的管理规则，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交流，另一方面要加强探索和研究。 二、服务业发展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比较重视服务业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但是，受城市化滞后及体制性约束等多方面的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即使是在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出台较多的最近几年，服务业发展还是落后于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的速度，使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长期偏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在30％--35％以内。教育、卫生、金融、保险等方面的供给不足，与一般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相反，许多服务价格不断上涨。 　　从服务业内部来看，传统服务业如传统商贸流通业、餐饮业以及其他生活性服务保持较快增长趋势；生产性服务，特别是新兴服务，如通信增值服务，资讯科技及多媒体服务，互联网零售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中介及咨询服务，科学和综合技术服务，商贸流通和仓储服务，农林牧渔业服务，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服务，电信、铁路、航空、广播电视、文化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城市公用事业和其他垄断领域的服务等增长缓慢。 三、实施搣服务富国攠战略的意义 　　从国家竞争角度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已走过了“工业剥削农业”的阶段，走过了掠夺和瓜分“地矿”的阶段，现正处在“服务业剥削工业和农业”阶段，处在争夺和抢占“脑矿”、人力资本阶段。现代国家直接的经济竞争，其实不是地矿资源拥有量的竞争，甚至不是物力资本的竞争，而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如果一国在人力资本积累上不占有优势和先机，这个国家的相对落后就会是注定的，很难改变的，而服务业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和使用较多的产业。如果中国不掌握服务业发展的先机，不鼓动国内资本特别是国内私人资本掌握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领域，一旦外资大举进入，庞大的服务业市场就有可能很快被外资瓜分掉。这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来认识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 　　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75％以上，美国为80％左右，美国12万多亿美元的GDP有将近10万亿美元是服务业创造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这几年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也加快了。目前印度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8％，科技服务业增长明显快于制造业增长，软件服务出口增长也很快，印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服务剥削工业和农业”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中国在国际产业竞争中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从就业角度看，制造业就业减少、服务业就业增加是一个世界现象。从1995年到2002年，20个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共减少2200万人，其中，美国1998年3月制造业工人1760万，2003年7月为1460万，下降17％，每年减少200万人，为一11％；巴西为一20％；日本一16％。中国的下降幅度更大，在1995--2002年这8年中制造业就业绝对规模减少近1500万人。这期间，制造业的产值保持快速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每个工人的产出上升，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会增加失业。在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减少靠服务业就业增加来补偿，中国今后也要走这条路。 　　从资源角度看，在目前服务业被抑制基础上的粗放型工业增长，存在高消耗、高投入、高污染问题，造成煤电油运极度紧张，也加大了进出口贸易负担，因为工业规模增长要求更多的运输，要求更多的船只、更多集装箱、更多码头，要支付更高的租船、租港成本。在同样创造一美元的外贸价值中，中国的运输成本大约是美国的5--10倍，因为美国的外汇收入创造主要来源于服务业和科技含量很高的少量工业品；而中国服务出口水平很低，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出口份额也不高。同时，粗放型工业增长，要耗费工业用矿石、油料和电水等资源，如果工业过度增长，这些领域必然紧张。如果改变这一非均衡产业增长格局，在适当调减工业外延型增长速度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既可缓解煤电油运等方面的紧张状况，又可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 　　从开放角度看，随着国内服务市场的逐渐开放，今后大部分高科技附加值的服务将由外国提供，这对我们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挑战。现代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主要表现为产业竞争，这种产业竞争已不再是工业对农业的优势，而是谁拥有服务业优势，谁的服务化程度高，谁在国际产业部门就能掌握主动地位，就有市场优势，因为服务业的劳动价值高，对地球资源的依赖度低，它的发展不是传统工业化发展所依赖的“地矿”，而是“脑矿”，是由人力资源转化而来的“人力资本”，是技术、知识、经验和一切与人的智慧相关的脑力劳动，而不是以人的肢体耗费为基础的体力劳动。 四、实施搣服务富国攠战略的可行性 　　有人说，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不高，加快服务业发展条件不成熟。这是一个十分陈旧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可能会使我们丧失服务业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很难从根本上摆脱我们比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格局。 　　目前，中国加快发展服务业，实施“服务富国”战略具备了条件，存在现实可行性。人均GDP过1000美元后，消费结构升级，恩格尔系数下降，特别是生存阶段完成，实现“总体小康”，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们对服务的消费需求增加。发展经济学认为，跨人人均1000美元的门槛，消费结构变化会出现“转折”，进入快速升级阶段，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原来的奢侈品如高质量住房、汽车、手机等均自然而然地变为人们的必需品。这已先后被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后来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发展史所验证，但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这种“转折”的内容会更多，变化速度会更快，特别是服务消费将会在“转折”中获得更多、更快、更好的发展。 　　随着人们的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生存型消费转到发展型消费，会扩大对服务的消费需求，促使文化、教育、旅游、电信等服务消费快速发展。随着城市化加快，城市人口规模增大，社会对服务的需求增长加快。目前，中国一个市民的服务需求量大约是三个以上农民的水平，与20％的城市化率相比，40％以上的城市化率将产生巨大的服务消费需求。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提高，也会增加服务需求，会要求更多的金融、保险、商务、物流等专业化的咨询和服务。当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制造能力达到相当高水平时，制造品价格持续下降，这会使得消费者可以用同样的消费预算，购买更多的服务，增加服务消费开支。 　　加快发展服务业，不是以此消彼长方式“放弃制造业”，而是强调要在统筹考虑三次产业的均衡协调增长同时，将愈益增多的精力转移到服务业发展。我们不能老是把眼睛盯在上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汽车和其他需要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就业弹性的制造业建设项目上，而应当更多考虑投入少、能耗小、环境污染少、就业弹性高的服务业。 五、加快发展服务业的途径和措施 　　为了加快发展服务业，中央政府各部门应积极主动地改善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降低服务业创业门槛，减少服务业经营耗费，优化服务业融资环境，从财政和金融方面支持城乡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考虑产业选择和产业组织时，要注意协调性，要全面考虑农业与服务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链条延长。各地在实施市县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给服务业发展留下更多机会，留下更大发展空间，在改善服务业创业和发展环境上做更多努力。 　　要努力在服务业领域降低市场准入条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要加大金融、电信、交通、教育、旅游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力度，开放市场，增加市场主体，建立多元化竞争机制。除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外，所有服务业均应允许非国有资本(外资和民营资本)不同程度地进入。同时，服务业领域应当实行公开、透明和宽准入、严管理的政策。 　　政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奠定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如发展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技术创新奠定“平台”；通过体制创新，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促进专业化分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通过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改革，放松管制，降低税费，规范服务标准和管理，积极开拓如社区服务、汽车服务、旅游、租赁、娱乐、各种信息咨询和计算机服务、房地产物业管理等领域的增长空间。促进运用现代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改造传统服务业，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服务业的整体素质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