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第六章 适度投资

双稳健政策 陈东琪 人民出版社2005.2版 07.第六章 适度投资 　　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的根本途径。在内需中，投资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讲，投资增长越快，经济增长也就越快，反之亦然。但是，投资快速增长又不可能永无止境，总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对于长期过分依赖投豢且瓶颈制约程度愈益提高的中国经济来说，这种有限性愈益明显。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努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度投资的发展模式越来越重要。在实施双稳健政策时期，这个重要性粤越来越突出了。 　　什么是适度投资?为什么要走适度投资的道路?适度投资增长面临什么样的新形势和挑战?如何实现适度投资，促使经济平稳较快健康增长?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节 什么是适度投资? 一、搣适度投资攠概念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就提出并讨论过“适度投资”概念，但至今仍未形成共识，仍未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中，在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重提这个概念，重新统一人们对投资的认识，仍有必要。 　　什么是适度投资?所谓适度投资，是指满足某些经济约束条件，符合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投资，是既不出现过热，又不出现过冷，保持中性增长姿态，并与消费需求保持协调互动趋势的投资。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曼昆①，在对15个国家1960--199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增长与投资之间是相关的，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曼昆的研究结论在中国得到了印证。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是高投资率，是对规模不断扩大的投资的依赖。 　　问题是，投资是否有一个极限? ①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2--153页。 二、投资搣适度攠的原因 　　从经济增长效率看，资本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当资本一产出比例迅速上升，一定的产出量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时，进一步高速增长的代价提高。因此，由高投资引起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无休无止的，而是有一定的极限。投资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必须反映经济增长的内在需要，必须反映成本一收益变化的需要。除了效率原因外，投资的增减还取决于市场上投资机会的多少。良好的投资机会意味着较高的收益率，甚至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和起飞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而不致耗尽投资机会。”①但是，这种机会不是不变的。就其总量而言，投资机会也会随着经济景气度的变化而变化。 　　在既定的条件下，投资增长空间并非无限，投资扩张受到制约的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因素制约”。一是国民的储蓄水平和习惯，通常国民储蓄水平高、储蓄意愿强，适度的投资水平就高；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方式与渠道，如果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达，储蓄就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向投资的转化，适度的投资水平就高；三是通货膨胀程度，投资扩张可能会导致社会总需求扩张，因而助长通胀压力，如果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很高，投资继续扩大应受到抑制；四是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如果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强，则适度投资水平也可能达到较高水平，反之，资源与环境约束严重，则适度投资水平低；五是财政与金融的负担能力，在政府债务严重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与银行投资风险上升，引发社会动荡与危机的可能性增大，适度的投资水平就低，反之则高。 　　投资必要性与经济可能性之间存在内在关系。一方面，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拓展经济的可能发展空间，因此是必要的。快速而高效的投资会大大增强经济增长活力，提高国民收入及国民储蓄水平，增加具有增值能力的社会财富，扩大生产能力与物资供应，防止通货膨胀，提高财政的可支付性和负担能力，降低金融风险。这样看，投资必要性可以提高经济可能性。 　　但是，投资必要性又离不开经济可能性，投资的空问受到经济可能性的制约。尤其是，过快的投资增长，会引起宏观不平衡，给经济运行造成过热；投资需求膨胀会导致基础产业和设施供给不足，引发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方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膨胀还会使资源与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政府及银行投资行为不规范的条件下，盲目过快的投资扩张还会带来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把投资控制在合理的、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是经济可能性的必然要求。 　　由于投资形成机制的内在复杂性，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发展模式、人口结构、文化传统、贫富差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数量上很难对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适度投资水平做出准确判断，也难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其进行推论。但是，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判定相似，适度投资增长率实际上就是在充分考虑经济必要性以及可能性条件下实现的最大程度的投资增长水平。比较方便而又科学的办法是，用投资增长的长期趋势(年均增长率)来判定一定时期投资的适度增长水平。 ①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三、1979--2003年投资增长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约经历了5个增长周期。在这5个周期中，只有1988--1992年间的投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其他周期的投资增长均高于经济增长。投资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从1979--2003年的平均水平看，GDP实际增长率和投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4％和12．1％，投资率以及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分别为32％和1．29(见下表)。一般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应在9％左右，这与改革以来的长期趋势基本吻合。如果以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的长期趋势1．29计算，则适应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适度投资增长率应为11．6％，或约为12％，这只是一个长期平均增长值，改革开放以来投资长期平均增长率略低。 　　和经济增长一样，投资增长的长期轨迹不是线性的，而是有起伏波动的。即使是适度投资的增长，其年度变化也有一个上下波动的区间。按照严格的适度投资观念，实际的年度投资增长应该围绕12％这样一个长期平均值上下波动。区间多大呢?波动的上限和下限是多少呢?现将1992--2003年投资的年平均增速(14．9％)的约数15％作为上限，因为这一时期的投资增长波动幅度较小，波动峰谷趋于收敛，投资实效也最为显著。由于存在乘数效应，投资增长一般应适当快于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一般的规律。为了贯彻“适度”的精神，实际的年度投资增长应该在经济增长的长期平均值以上，也就是在9．4％以上，取约数为10％作为适度投资增长的下限。 四、适度投资的经验区间 　　这样，从经验数据分析中得出的适度投资增长年度波动区间是：10％--15％，中值为12％。当然，在季度和月度的意义上，波动的区间会略微大一些，上限高一些，下限低一些，如果上下各增加2个百分点为合理的月度、季度波动差，那么，月度、季度的适度投资增长的波动区间就是：8％--17％。每年在对投资进行宏观调控时，既要把握年度区间，又要把握月度、季度区间，通过调节月度、季度值的变化趋势，来达到稳定在月度、季度区间以内的调控目的。 第二节 为什么要走适度投资的道路? 一、促进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与投资紧密相关。投资保持快速增长趋势仍然是形成较长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本世纪前20年中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2％，分阶段看，一般前一阶段会高一些，后一阶段会低一些。大致的配置是，后10年经济年均增长7％左右，前10年要接近8％，而“十一五”要在8．5％左右。这在全世界范围都是比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客观需要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快速增长道路，在选择投资发展模式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就不能不选择较高的投资率水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将为经济与投资增长提供新的动力；经济全球化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机遇，加上投资环境改善，跨国公司不断增加在华投资，本国投资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更多的产品供应全球市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投资陕速增长，都会促使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大幅度投资。所以，从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需要看，出现投资陕速增长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但是，经济快速增长要实现可持续，避免大起大落，就要求投资适度，要求投资增长要保持可持续性，防止大起大落。既要避免由于过度投资造成通货膨胀，又要避免由于投资不足引起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增长的起落幅度比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要小一些了，但还是存在强波趋势。经济高潮期，投资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但持续时间不长，在短时间的高速增长后接着而来的时间较长的投资增长下降，有时甚至出现投资市场疲软的情况。1989--1990年是这样，1998--1999年还是这样。投资增长的大起大落，又促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投资大波动带动经济大波动。而每一次投资的大落又是由“大起”引起的，是由投资的过度增长引起的。因此，选择适度投资的发展模式，是实现投资和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需要。 二、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它的目标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等全面发展。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人类享受更好的卫生保健、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更健康的精神生活、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和谐的社会氛围，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投资发展的根本目标。 　　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中国各类社会与文化建设仍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来的经济发展。教育方面，国民总体教育水平与科学文化素质偏低，教育与培训渠道狭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比重偏低，人力资源开发保障机制不力，动员社会多元投资渠道不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匮乏，区域教育均衡化水平偏低，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困难与受教育机会不公平，教育与人才培养结构不合理，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任务在西部农村仍然艰巨，各种因素造成中小学辍学学生数量剧增。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不足，看病的人不断增加，医院、病床、医生、护士增加很少，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完善，公共卫生投入水平低等。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中国目前享有医疗卫生保障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5％，85％的人没有医疗卫生保障，或者说是没有靠得住的医疗卫生保障。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4。在广大农村，由于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合作医疗体系，贫困家庭难以享受起码的医疗服务。在城市，由于医疗费用的大幅度增加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备，贫困家庭面临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窘境。 　　除了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落后外，其他方面的社会事业也十分薄弱。这些情况，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存和生活，而且也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长期让这个“短腿”更短，忽视教育和卫生等外部性与再分配效应很强的部门的投资与建设，就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从根本上逆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破坏业已形成的良好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所以，适度投资就是要在适当约束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大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民族和国民的素质。 三、实现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投资的过快增长，是以环境、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与浪费为代价的。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了世界41％的水泥、31％的原煤、25％的钢材和铁矿石、7．4％的石油。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甚至是印度的1．65倍；每单位GDP产生的氮氧化物是日本的27．7倍，德国的16．6倍，美国的6．1倍，印度的2．8倍。大气、水资源、土壤等破坏严重。①根据水利部的统计，2003年，万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用水效率非常低下。以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为基础的高投资增长，加剧了钢铁、电解铝和水泥等行业的盲目发展，固化了目前这种以低生产要素效率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固化了工业粗放型发展模式，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纵容经济低水平循环、结构失衡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延续。在落后的经济增长条件下，过度投资被当作一种“常态”，它与落后形成为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的运行轨迹是：工业过度投资→对工业生产资料的过度需求→工业原材料出现瓶颈→工业通货膨胀→更多的工业投资需求→……。2003年以来的煤电油运紧张状态表明，这种过度的工业投资增长难以为继，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它不仅会造成宏观经济的短期失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进一步加剧资源和环境的矛盾。从过度投资转向适度投资，既是经济短期平衡的需要，也是资源环境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①何磊：《资源消耗“触目惊心”，政府错位加剧“过热”》，《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1日。 四、抑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 　　在过度投资增长中，地方政府是重要的推动者。全国范围的开发区热、城建热、房地产热、汽车热、钢铁热的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影子。各地政府热衷“经营城市”，热衷于圈土地、铺摊子、搞项目。 　　在目前财政分灶、市场分块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盲目投资的饥渴和冲动。加上缺乏硬的预算约束，地方政府往往会比较容易地开展各种满足短期行为的投资活动。比如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建投资中，往往会超越当地经济发展需要无限度地扩张与举债，达到本来就脱离实际的本届政府的政绩目标。目标达到后，一般不会考虑未来是否还债以及如何还债。 　　近年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无序、恶性竞争空前激烈，甚至出现零地价外加送水电。各地的招商引资大战实际上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地方政府的行为相当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场信号，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从而实际上误导了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预期。这意味着即使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无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在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又变成有利可图的。企业市场行为的扭曲进一步刺激了从原材料工业到加工工业等行业非理性投资冲动，加大了相关产业投资过热的风险。地方政府很容易将公共资源转移给个别企业，造成企业在投资决策时低估成本，高估收益，进一步推高企业的投资热情。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对外部不经济的严格管理，外部成本强制性地内部化，但在目前的现实中，中国地方政府却偷偷地将更多本应属于企业的内部成本外部化了。这又会进一步增加投资需求。在现行投资体制下形成的过度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实现的。实行适度投资的政策导向，就是要通过制度规范抑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倾向，使全社会投资转到合理、适度和理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三节 如何实现适度投资? 　　适度投资的政策导向，主题是“适度”，核心是“均衡、协调”，就是说，要按照适度和均衡协调发展精神，正确处理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投资关系，处理好投资(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保证投资既较快增长，又不破坏各种必要的平衡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处理好产业问的投资关系十分重要。 一、稳定重化工业投资，扩大服务业投资 　　在产业间的投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三次产业发展关系，是农业、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和服务业之问的投资关系。在如何增加农业投资，特别是增加对农业的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各方面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处理好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与服务业发展的投资关系上，在实施适度投资政策时，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和服务业在投资力度上的轻与重的选择上，人们的认识还不很一致。这也是实施适度投资政策导向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任务，重化工业的发展还要较大的空间，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看，还不能放弃对重化工业发展的投资支持。这不仅是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也是实施,,212业强国”战略的需要。进一步稳定工业制造业投资，特别是稳定重化工业投资，应当是未来较长时期中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导向之一。从现实情况看，各方面增加重化工业投资的热情已经很高，企业是这样，地方政府是这样，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安排也是这样。但在强调重化工业发展的投资导向时，人们比较忽略对服务业发展的投资。这种情形应当改变。服务业发展不仅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且重要的是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加快发展服务业，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79--1985年，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为O．82，1986--1990年为O．44，1991--1997年为0．15，而1998--2003年仅为－O．11①。这说明片面强调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无助于就业的增加。本世纪前20年，中国新增劳动力将在1．1亿人左右，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大约有2500万，非国有企业中大约有1000万，这都有待消化。而即使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2％，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也只有800多万个，每年劳动力供需差距都将在1000万人以上。因此，不加快发展服务业就将无法应对日益加剧的就业压力。 在现代制造业增加值中，只有10％一15％的利润集中在生产环节，而35％的利润被品牌所有者拿去，还有55％的利润被设计环节和销售环节分走。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利于激励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使产业向价值链的两端延伸，增加附加价值，提高盈利率。应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各个产业部门的生产成本，特别是交易成本。近年来，中国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的速度增长，信息技术的频繁创新、广泛应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也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具有战略意义。 ①江小涓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点》，中经网，2003年6月5日。 二、稳定一般产业投资，加大社会类基础设施产业投资 　　在产业发展的投资关系中，处理好一般产业与基础设施产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类基础设施的共同发展。“八五”计划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迅速扩张。人们真正感受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进展是在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但是，持续多年的高强度国债投资，也带来部分地区经济基础设施有效性不足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不足的问题。有关研究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和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因此，中国经济基础设施投资强度不应减弱，而应在重点上有所调整。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要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例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应转向环境与生态，应高度重视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在继续完善水、电、气等服务设施的同时，城市亟需加强对防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传染病及其他城市灾害的防灾减灾设施和系统的建设。在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必须努力改善与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状况。要以改善投资环境为基本目标，营造一个适宜外来投资者开展商务活动、满足公共事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要求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此，要重点加强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到2020年，医疗卫生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应提高到5％以上，全社会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上升到7％左右，以适应社会对人才素质和生命健康的需求。 　　要实现投资的持续、平稳增长，就要加强和改善对一般产业投资的宏观调控。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进行投资项目的行政性清理，难度是相当大的。依靠行政性手段和数量控制方式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效果，却难以使调控效果保持长久。未来应更多采用利率、税率、地价、水价、电价等经济性手段和价格杠杆对投资活动进行调节，实现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与行政手段并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政策格局。行政手段应重点用于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抑制超前城市化。当前，最应该停缓建的项目是脱离实际、盲目超前、透支未来、以满足少数利益集团需要、损害公众利益为代价的地方城建项目。只有相关城建项目停下来，才能真正遏制与之相关的强制性城市拆迁以及房地产项目建设，才是标本兼治之策。 　　应该对各地地价、水价和电价的减免政策进行清理，根据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与生态保护的要求，由中央政府及省级政府确定各地真实的要素基准价格，地方政府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整。例如，在水资源稀缺的地区大幅度提高工商业用水价格，以抑制相关产业的过度发展。应加强政府部门对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价与监督。设立容易造成环境破坏的投资项目的环保听证制度，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度。探索建立防止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长效机制，包括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加入外部性及可持续发展、就业以及社会事业进步等方面的内容；增强地方人大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债务融资的民主监督与制约；提高社会公众对城市规划、建设的民主参与程度。 　　考虑到2003--2004年经济运行已达到潜在增长水平，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转型十分必要。长期建设国债的减少不会影响业已形成的增长局面，且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和商业银行的信贷膨胀。2005年，国家将压缩长期国债的发行规模，由2004年的1100亿元调减为'800亿元左右；2006年以后，还将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减长期建设国债，并进一步减少赤字规模，实现财政政策由扩张性向中性的转变。财政政策的转型并不是简单的减发建设性国债的问题。应当从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方向人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稳健性。“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财政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退出，而是通过适当控制和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优化国债支出方向、适当增加社会公共开支，达到有效地规避财政风险和减少国债资金使用中的负面影响的效果。在空间分布上，国债及其他财政资金要向西部和东北地区倾斜，大力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努力缩小已经存在的发展差距；在行业分配上，国债及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要进一步集中。应当在继续加大对环境整治和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建设投入的同时，从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转变为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为主；在城乡关系上，应当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民的支持，转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国家财政将更多地承担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责任，增加以农田水利为主导的“六小”工程、良种良法科研和市场营销信息网的投入。 　　国有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邮电、能源、资源、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科技和卫生等关键性和垄断性行业中。由于上述行业投资主体相对单一，国有投资在此次调控中受到比较大的抑制，势必影响这些行业的发展，因而不利于缓解瓶颈制约。因此，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即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人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民间资本开放那些其过去进入较少、国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引导民间资金配置到国民经济最紧缺的部门，提高相关行业的发展水平，避免相关行业在宏观调控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不断推进税制改革是财政政策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创造宽松与公平的竞争环境，促进民营与外商投资的重要条件。目前，增值税改革已在资本密集型企业较多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先行试点，预计要到2006年才会在全国全面推广。 　　从国际经验看，绝大多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都曾对投资品做过特别的过渡性规定。中国的改革将首先在采掘业、电子、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中进行，将设备的进项税额予以扣除。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中国财力有了超常规发展，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已增收42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增收超过2000亿元，比年初的预算安排超收1000亿元。2004年，财政收入有望超过2．6万亿元，占GDP比重接近20％。宽松的财政资金环境为增值税税改的加快进行创造了条件。如果这一改革措施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开，将极大地促进民营及外商投资的发展。 三、建立投资适度增长的新机制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后，有利于中国建立由市场主导的投资资金配置机制，有利于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完善投资的宏观调控，实现投资的适度增长，因而是一次有价值的体制创新。 　　本次投资体制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企业的投资自主权，还在于突出地强调了外部性与公共性的问题，强化了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审核。当前很多项目的上马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因此，只要对投资项目事关公共利益的审核中严格坚持现行的各项法律规章制度，正确运用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有效方法，就可以把相当一大批不合格的项目拒之于门外。在核准目录中，要提高钢铁行业的进入门槛。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投资范围，不断改进国有投资项目审批制度，完善政策性投融资功能，建立政府的投资责任约束机制。要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高度强调不同监管部门之问的协同配合，注重发挥地方、行业协会的监督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