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第四章 均衡增长

双稳健政策 陈东琪 人民出版社2005.2版 05.第四章 均衡增长 　　实施双稳健政策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一方面，经济增长不能过快、过热，又不能太慢、太冷，要有一个既使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又不加剧资源和环境矛盾的适度侠速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快速增长应当是平稳、协调和可持续的，避免大起大落。我们把这种平稳较快增长叫做均衡增长。均衡增长有什么特征?如何实现均衡增长?这是本章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什么是均衡增长? 一、均衡增长的性质 　　在静态的经济总量平衡意义上，均衡增长首先是指物价和就业形成均衡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格局下，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得到充分利用，资源既不闲置又不短缺，社会劳动力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因此，这种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充分反映潜在水平的增长。 　　同时，潜在水平得到充分发挥并不会产生超过“物价自然增长率”的通货膨胀，因为这种增长过程同时要求要素的需求与供给保持均衡，就是说，均衡增长的“均衡”同时意味着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均衡，不出现供大于求或求大于供的缺口。通货膨胀缺口和通货紧缩缺口在现实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均衡增长，是不存在这两个缺口的。 　　从动态角度看，均衡增长的基本性质是平稳，这种平稳表现为一种增长状态向另一种增长状态的渐进过渡，比如从增长的高潮向低潮过渡，或从增长的低潮向高潮过渡，都表现出渐进、缓慢地移动，不会出现突然下降或大幅飚升，不会出现大起大落。 　　除了时间意义上的平稳外，均衡增长还体现为空间意义上的协调，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各不同收入层之间，保持一种积极的和谐，尽管是有差别的，但差别被控制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受经济和社会总体公平目标的约束。因此，差别是在一定公平价值基础上的差别，是一种趋势和谐的差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讲的均衡增长实际上是一种平等增长。 二、均衡增长的基本原则 　　在新～轮经济周期中，要在实行双稳健政策下实现均衡增长，就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过去经济发展的经验，制定科学的经济增长政策，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要体现稳健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三性”原则。“三性”是实现均衡增长目标的重要原则。 　　1．“稳健性”原则 　　这个原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经济的平均增长率目标要定得适中。二是经济增长率调控目标的确定要有合理的浮动区间(围绕着平均值合理波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目标定得太高，不仅将可能造成经济的过度波动，破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主要是造成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及通货紧缩交替)，同时，还会带来巨大的宏观经济效益损失和微观经济效益损失、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同样，在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上也不能过于保守，将目标定得过低，未来中国经济既有实现快速增长的条件，更有实现快速增长的必要和内在要求。在2020年以前的10多年中，能不能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关系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关系到能不能真正地把握历史赋予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确定一段时间内经济的平均增长率目标时，主要分两步。第一步，根据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根据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确定未来的走势；第二步，根据未来的走势及一些决定性因素的变动趋势，包括结构、体制等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等，来确定一个适中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之所以要确定一个经济增长调控的浮动区间，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是存在内在波动的，不可能按照一个速度匀速前进，且这种波动是有规律的，即周期性。区问或走廊的确定，主要依据历史经验和政策的价值取向，考虑未来经济增长的内在合理要求。 　　2．“协调性”原则 　　这个原则主要体现经济增长目标在增长质量和效益方面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率的调控目标，要与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控制目标相一致，要体现经济发展的综合要求；二是经济增长的数量级变化，要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协调，要体现结构变化的要求。只有考虑了这两方面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效益才可以统一起来。 　　从宏观平衡层面看，经济增长不只是追求单一的GDP指标增 长，而要同时实现就业率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改善，要使人的全面发展指标同时获得改善。比如，最近两年，经济快速增长，2003年和2004年都在9％以上，但是，就业水平没有以同样的增速提高，就业增长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又比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增长，而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再比如，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而服务业发展缓慢。这些不协调、不均衡，不仅会限制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制约速度的持续提升，破坏经济和社会运行系统的稳定性，而且会妨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改进。 　　3．“可持续性”原则 　　这个原则主要体现经济增长的长期要求。按照这个原则，经济增长要既快又好，还要能够在长期内可持续，从而实现长期的动态稳定性。 　　国内外经验和教训表明，在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快速增长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短缺承载能力和长期可承受性，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实现增长，又要充分考虑增长成果在“当前”和“未来”均衡分享，不能在谋求快速增长时牺牲后代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但是，没有处理好与资源环境、与后代的关系，存在着透支环境、透支未来的问题。2003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当前和未来的和谐，是经济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贯彻落实，还要做许许多多细致的工作。 　　提高经济增长的长期能力，走可持续增长道路，要求努力减少当前经济增长的资源和生态代价，要求资源生态的利用要处理好当代与后代的关系，既要满足人类当前的利益，又要保留人类未来的利益，当前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能力为代价。 第二节 如何实现均衡增长? 一、正确认识均衡增长的规律 　　实现均衡增长的首要途径是确定合理的目标。按照均衡的要求，经济增长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也不能太过于保守，要符合实际、科学合理，既要符合过去经济增长的趋势，又要反映未来发展的潜力。经济均衡增长目标，既包括年度的短期目标，又包括中长期目标。在确定短、中、长期目标时，采取“以长看短”，更为科学、可靠。 　　1．认识长波、中波规律 　　确定经济增长中长期目标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过去的长期平均增长水平和未来的增长潜力，二是把握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波动趋势。在从1978年开始的26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平均9．4％的增长速度，根据市场经济长波假设，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经历一个持续时间为50年左右的长周期，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将延续到2020年前后，之后可能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明显放慢的新一轮长波前的调整期。 　　在50年长波中，又会出现大约每10年一次的中波。从20世纪80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两次“中波”增长，第一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二次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期。从21世纪初开始，进入到第三次“中波”增长(见下图)。 　　结合五年规划来看，“十一五”处于新一轮中波的后半段，“十一五”末期可能会出现中波内的调整期。这是中波规律的表现，尽管“周期的非规则性”会使这个调整期起点、时间长度和幅度无法确定，但调整趋势存在。 　　2．把握稳健增长趋势 　　从经济增长的年度归类看，从1978年到2003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由稳健增长的年份组成，取经济增长区间为7％一10％，第二部分由不稳健或不够稳健增长的年份构成，恰巧都为13年，结果为：稳健增长的13年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4％，不稳健增长的13年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6％(见下表)。在稳健的增长率水平上增长的13年中，三次产业增长相对协调，通货膨胀率相对温和，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即经挤增长具有协调性、可持续性特征。相反，在不稳健或不够稳健的13年中，尽管经济增长率平均值比稳健增长水平要高，但伴随着产业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不平衡，通货膨胀率在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趋于恶化，付出了高昂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因此，是不可取的，是难以持续的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过去26年中，有的年份经济增长稳健性较好，有的年份经济增长稳健性较差。从上述稳健性较好的13年的增长水平看，8．5％左右是一个稳健型增长水平。但是，这个平均是一个大平均，没有考虑阶段性变化。 　　3．发现中期减速特征 　　如果将阶段性变化考虑进来，就会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呈现“略为下降”趋势。在1985年前的8年中，年平均增长率为10．1％，1986--1995年这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1996--2004年这9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6％，就是说，大约每隔10年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降低o．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分析结果，从2006年开始的lO年，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趋势是8％左右。将加速城镇化、消费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加快中西部发展等因素考虑进来，实际的经济增长业绩可能会略高于8％．但如果将前述进一步快速增长的制约因素考虑进来，超过8％也不会太远。一般来说，头5年会略高一些，后5年会略低一些。因此，“十一五”经济年平均增长估计在8．5％左右。 　　4．确立短期增长“走廊” 　　经济增长通常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在年度意义上，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要有一个区间选择概念，而不能每年都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比如“十一五”年平均增长8．5％，实际上意味着各年会呈现多样化。但是，为了实现8．5％这样一个潜在增长趋势，宏观调控就要有一个区间，要有一个“走廊”。 　　“十一五”期间前述增长的“走廊”多宽合适呢?按宽一点的要求，可以选择6％一10％；按窄一点的要求，可以考虑选择7％一9％。从1999--2004年的实践情况看，7％---9％这个区间比较合适。1999年和2001年当经济增长达到或跌破7％时，出现了市场疲软，通货紧缩，失业率明显提高，经济增长过冷；2003年和2004年当经济增长达到或超过9％时，出现了局部过热和通货膨胀抬头的情形。 　　7％--9％，既可以看成是“十一2K"期间实际经济增长的“走廊”，又可以看成是政府对经济增长政策的“调控箱”。当经济达到或超过9％时，宏观调控就要偏紧一些，让经济不再加速，防止过热；当经济增长达到或跌破7％时，宏观调控就要偏松一些，让经济不再减速，防止过冷。 二、确立均衡增长的政策 　　无论是在中长期规划和一般政策思路的设计中，还是在具体的政策措施制定和落实中，无论是制定增长速度的政策措施，还是选择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都要体现均衡增长要求。 　　1．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 　　均衡增长不是追求人为的低水平平衡，而是要努力在较高水平上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增长，这就要求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从必要性看，在总体上存在劳动力过剩压力的背景下，如果没有一个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出现庞大的失业大军，经济和社会就难以稳定。从可能性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消费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基础设施和制造投资需求扩大，都会促使经济增长保持一个比较快的速度。 　　“平稳较快”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快”是目的，“稳”是手段。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将是比较快的。其原因，一是人口规模大，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促使消费水平提高，会使全国总消费需求保持较长时期的扩大趋势；二是农村和公有部门的过剩劳动力逐步转移并获得有效利用，低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会使全国就业保持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趋势；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及服务业发展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及生态和环境设施建设加快，工业制造设备进入固定资产全面更新的周期等等，都会使固定资产投资保持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趋势。因此，“较快’’仍然是今后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但是，要使“快”有效，并且可持续，就要求“平稳”，要求在“当前”和“未来”之间保持一种时间上的均衡，“当前”不能透支“未来”。“平稳”是实现“较快”的重要保证。 　　2．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这是经济转型期宏观政策措施稳健性的重要表现。首先是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既要按照产业协调发展精神，走“农业稳国、工业强国、服务富国’’之路，又要加快发展基础产业。财政投资政策方面，要在稳健基调下更多地体现结构导向。政府的财政投资既要继续重点支持军事、战略性的基础和应用技术研发、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国家重大工程和项目投资(大江大河的治理、国家重大的生态工程、节水工程等)，又要对战略性产业及在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上，提供必要的财政、税收支持及技术支持(像欧盟一直对空中客车公司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财政支持那样)；财政税收政策方面，要在满足增长结构导向的同时，体现国家的发展战啼意图，目的是提高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要通过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窗口指导’’等，坚决制止各地不顾资源承受力和经济承受力，上一些环境污染大、技术水平不高的大项目。 　　要继续加快城镇化和二元结构转换。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不减少农村人口，仅靠从农业、从土地获得收入，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有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消费的机制难以形成。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促进城乡二元经济向一元结构转换，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减少农民和农村人口，提高农民人均占有的耕地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在特定阶段特定时期的一个重要现象，它的根源主要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是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吸纳农民的能力低的一种体现。所以加快城镇化，关键是要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大通道。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既是城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过程，也是加快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近几年这两者明显脱节，城市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动就业同步快速增长，造成农民无法加快向城市转移。这种脱节，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几年城市发展的宏观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村人口城市化面临许多制度上和政策性的内在障碍。“十一五”要在这两方面加快创新，降低人口城市化的门槛，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合理有序转移。 　　3．促进增长方式转变 　　近几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问题仍很突出。能源消耗、土地消耗、水资源消耗以及污染物的排放也大量增加，煤电油运全面紧张，“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存在。如果不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加速与资源供给不足、环境质量下降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这对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快速增长将构成巨大的瓶颈约束。这就要求，今后在制定经济增长政策时，要更多考虑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更多考虑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新机制。 　　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缓解资源瓶颈约束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济进入重工业化阶段是一种升级，但要防止升级浅层次化。浅层次的重工业化发展将会使资源消耗过度、资源利用率下降，真正的产业升级应该是工业技术和结构的全面升级，以及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近几年重工业中钢铁工业超高速增长，一方面反映了重工业化阶段对钢铁需求增长的加快，另一方面则反映了钢材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不高，使钢铁消费量增多，最终导致社会能耗的大量增加，因此，要通过提高钢铁技术水平和优化钢材结构来降低耗能系数，减轻能源和资源损耗。 　　要加快技术进步，这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近几年技术创新上暴露的问题表明，工业产业的技术升级缓慢，亟待在较短时间内有显著突破，尽管最近两年中国重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科技含量高的关键装备基本依赖进口，明显缺乏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如2003年中国集成电路芯片、石油化工、轿车、数控机床等制造装备的70％以上均依赖进口。在经济结构升级和全面碡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科技瓶颈约束越来越强，成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正是由于科技创新能力差、产业核心竞争力弱，才使得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处于较低位次，制造的是低附加值及高资源投入和能耗的产品，赚取的是少量的劳务费。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严重缺失，同时还造成产业链条短、就业不足的宏观低效率，在一些重要的甚至是战略性的工业部门如汽车行业中不能形成较完整、发达的产业链，必然造成“高增长低就业”的困境，这对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外，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不仅意味着社会交易成本高、增长结构不合理，而且也使经济过度依赖工业而造成社会能耗过大。 　　要缓解资源瓶颈问题，建立高效节约型的社会。这就要求采取各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和政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一是要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快战略装备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工艺，加快淘汰落后的设备、工艺和技术；二是要把服务业的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扩大服务业规模和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水平；三是要提高企业和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提高，国家的技术发展政策和长期增长政策要在“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 　　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基本原则是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重点是发展清洁生产、推行资源节约和开发资源综合利用。要根据循环经济的原理，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在新上项目和工业园区建设中，应充分考虑资源的循环利用，建设生态型的工业园区。国家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优惠政策，促进循环经济的推广和升级。